三、钱泳与《诒晋斋帖》
诒晋斋是成亲王永瑆的斋号，成亲王是乾嘉时期清代帖学的代表，是清中期的四大书法家之一（图 1），成亲王书法作品摹勒上石，最早见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漳浦蔡新摹刻《延禧堂忆旧帖》二卷，上卷收有《永瑆五律四首》，单独收有成亲王书作的法帖有：嘉庆四年钱泳摹勒《诒晋斋帖》四卷，嘉庆十二年《诒晋斋帖》二、三、四集和《诒晋斋巾箱帖》四卷。嘉庆九年，嘉庆皇帝亲自下旨称赞成亲王书法是“近日朝臣文士工书者，罕出其右”。并命其摹勒上石，成亲王自选书作，由长沙陈伯玉、元和袁治摹勒《诒晋斋书》五卷（图 2），一时成亲王书法风靡海内。袁治又于嘉庆十六年摹勒《诒晋斋集锦帖》、嘉庆十七年摹勒《诒晋斋藏真帖》《诒晋斋藏帖》三套巾箱本的法帖。嘉庆十三年，平江贝墉千墨龛摹勒《诒晋斋巾箱续帖》四卷。嘉庆二十三年，华阳卓秉恬撰集《话语楼法书》八卷，他的弟弟卓秉怡这一年摹勒了《快霁楼法帖》四卷。可见成亲王书作刻石之丰富，在嘉庆一朝是很罕见的。但是成亲王贵为皇亲贵戚，钱泳有什么机缘镌刻了《诒晋斋帖》和《诒晋斋巾箱帖》的呢？镌刻的这些成亲王的书作又来自何处呢？
钱泳作为一个爱好金石碑帖、又擅长钩摹勒石的好古之士，对成亲王的书法甚为推崇，在《诒晋斋巾箱帖》四卷中钱泳题跋云：“成亲王书博涉诸家，而尤深于赵荣禄，因荣禄而直追羲、献，从羲、献而退入欧、虞，精心四十余年，极尽变化，仲尼七十从心，右军晚年多妙，将来不知又当如何？”
根据钱泳在《写经楼金石目》中记载，钱氏最早钩摹成亲王书作是在嘉庆二年（1797 年）。“成亲王书法羲、献，直欲过赵集贤，诗追汉唐，尤深入李供奉，夫唯大雅，卓尔不群，实近代无比也。泳曩在京师拜观王笔墨甚多，士大夫珍逾球璧，欲求假临模而不可得。嘉庆二年（1797年）秋七月，吴谷人侍读告养回南，以王真迹数行示泳，泳敬为双钩一通，命门弟子吴生国宝刻之乐石，以垂远久。”?此时的钱泳三十九岁，坐馆两浙转运使秦震钧署中。
钱泳见到成亲王是在嘉庆四年（1799 年）春，嘉庆三年（1798 年）十月，钱泳与被誉为“一代文宗”的阮元从扬州一起北上京城。十一月到达北京。嘉庆四年（1799 年）春天，能诗好文墨的礼亲王、郑亲王和成亲王通过法式善召集了钱泳、王端光、王芑孙集于郑亲王惠园，钱泳在惠园盘桓三月。期间，质郡王也邀请钱泳至西府与吴门旧友蒋香度同在府中相聚数日。
在郑亲王的府邸惠园中，是郑亲王、质郡亲王等人所命摹勒诒晋斋书作的。钱泳在《写经楼金石目》记载：“嘉庆四年（1799 年）春，泳北游京师，谒郑亲王，王以成亲王所书《进学解》见示，命为双钩刻石，而质郡王亦有以《草书百家姓》命刻者，既而复在肃王府借《论书三帖》，旋又见陈梅垞、家黼堂两侍郎及吴谷人祭酒俱得有成亲王书法，陆续双钩，集为四册，名曰《诒晋斋帖》。”
过了两年，即嘉庆六年（1801 年），成亲王在临右军帖的题跋中记载了对钱泳摹勒《诒晋斋帖》的看法：“余少壮时，喜临阁帖，稍得意，即装成卷轴，私心谓可传也。由今观之，始知去作者尚远，亦犹诗文之道愈进愈太厌其少作，未有不悔开雕之早者，余幸未自勒其字与木石，乃有浙人钱生泳者，未尝识余，不知从何处得余书数种，遂尔钩模镌石，余于他所见拓本，深为怪叹，即今尚不通一问也。究不晓生何为好事如此，亦听之而已。”由这段跋中可以看出，成亲王谦自矢，对自己的书作不肯遽付钩镌，对钱泳钩模镌石《诒晋斋帖》四卷虽有稍许的埋怨，但也默许。嘉庆九年（1804 年），嘉庆皇帝亲下谕旨，令其兄成亲王自选书作，觅工摹勒贞珉，即《诒晋斋法书》五卷（图 1、图 2），嘉庆十年（1805 年），成亲王又亲自主持镌刻所藏摹刻所藏晋、唐、宋、元、明 40 余帖，即《诒晋斋模古帖》十卷，这两套丛帖均为元和袁治摹勒。由此可见，钱泳虽然以钩勒镌刻擅名，较早地镌刻了成亲王书作，也被成亲王所知晓，但是成亲王在摹勒自己书作与所藏的法帖的时候，并未请钱泳摹勒。那么在钱泳的年谱中记载的“风行海内”《诒晋斋帖》十六卷和《诒晋斋巾箱帖》四卷又是谁让钱泳摹勒上石的呢？成亲王的书作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钱泳在《写经楼金石目》中记载：“嘉庆十年（1805 年）三月，泳再游京师，主刑部员外郎盛松云家，尝与松云商刻二集三集四集以广之，凡王公贵人藏有成亲王手书墨迹，皆为借阅双钩，时当盛暑，仆仆于车尘马足间者几三阅月，是年八月，始从潞河归棹还江南，遂陆续上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刻成，合初刻四册共十六卷，汇成大观。”由此可知《诒晋斋帖》十六卷共分四集，每集四卷，嘉庆四年（1799 年）《诒晋斋帖》四卷加上嘉庆十年（1805 年）《诒晋斋帖》二、三、四集，共两次刻成，第一次是郑亲王、质郡王、肃王府等诸亲王命刻，成亲王书作的来源主要是诸亲王及其官宦及文士处的成亲王书作，第二次是盛松云请钱泳摹刻《诒晋斋法帖》二、三、四集，成亲王书作的来源是从藏有成亲王作品的王公贵人处借阅双钩的。钱泳在刻成《诒晋斋帖》十六卷以后，复取吉光片羽刻《诒晋斋巾箱帖》四卷，据钱泳的年谱记载，《诒晋斋帖》十六卷和《诒晋斋巾箱帖》四卷在嘉庆十一年（1806 年）八九月间就已经刻成了。“是时，海内工书者，莫不以成王为正宗，购之如获至宝……自此书学大兴，至于朝鲜、日本、琉球诸国亦欲得片缣以为重也。”钱泳作为乾嘉时期著名的刻工，对清中期名高位重的成亲王的墨迹善书摹勒上石，捶制拓片，广传艺林，对自己知名度的扩大、书家作品的传播和清中期的书学的推动均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钱泳摹刻作品的特点
钱泳在嘉庆、道光时期，负有盛名，所刻碑石种类之富，数量之多，成为当时摹刻碑帖的佼佼者，受到很多人的称赞，风行一时。钱泳缩临的汉唐碑刻有利于书学，勾摹的《熹平石经》，对经学的研究也具有推动作用，摹勒的法帖更是海内风行，尤其是他所摹刻的《诒晋斋巾箱帖》，翻版纷纷。综合考察钱泳的刻石作品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钱泳把缩临这一形式推向高峰，并把缩摹的碑帖仿照图书版本的特点取名巾箱帖综观中国的书法史，有不少缩摹作品，南宋贾似道的《玉枕兰亭》为缩临之滥觞，赵孟頫、文徵明都留下了缩小《兰亭》， 缩临古帖在明代已有，如明郭秉詹书《贞隐园法帖》十卷，乾嘉时期，金石学蔚然复兴，古代碑刻往往是丰碑巨碣，为方便使用，人们发明了“剪裱本”，钱泳不但工书法，还擅长碑帖摹刻技艺，于是缩摹了规模巨大的古代碑刻作品。如他于乾隆五十三、四年（1788、1789 年）之间，开始缩临汉碑数种，名为《攀云阁帖》二册，嘉庆四年（1799 年）又开始缩临唐碑，钱泳缩临作品的数量蔚为大观，把缩临这一方式推向高峰。
《诒晋斋巾箱帖》四卷是钱泳刻帖形式上的创新之举，巾箱帖的名称取自图书巾箱本，正如钱氏所说：“自淳化、大观、绛、谭诸帖以来，从未有小本而成部者。”根据钱氏所述，巾箱帖这一名称应是钱氏最早使用的。《诒晋斋巾箱帖》四卷全帖摹印工美，足供玩赏，所以钱氏自记：“刻成之后，海内风行，翻板纷纷至十余部，而书估中又将他人仿书刻石，亦为四卷，名曰续巾箱帖，后亦有金匮钱氏模勒字样。以此冒名射利，愈刻愈劣，愈翻愈行，真奇事也。”
第二，钱泳虽以钩摹擅名，但他所摹勒的作品，多参以己意，致其面目失真
钱泳作为优秀的刻工，又工书法，对于刻字有着深入的体会，他指出：“刻手不可不知书，又不可工于书法。假如其人能书，自然胸有成见。则恐其将他们之笔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书则又恐其依样葫芦，形同木偶。”钱泳虽然有深刻的认识，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钱泳的缩临汉、唐碑刻和法帖作品，便用自己的笔法，展现个人的书风，几十种碑石风格一致，面貌整齐，像《乙瑛碑》《礼器碑》等用笔方圆并济，钱泳缩临却多用圆弧笔画，提按动作，规整而少变化。在字的结构与笔画的接笔处也多间以己意，与原碑出入很大，如《礼器碑》中“曰”“相”等字（图 3、图 4、图 5）。
所以后来的学者对钱泳用笔方法、艺术风格多有批评，叶昌炽从笔法上指出钱泳的问题：
金匮钱梅溪有汉碑缩临本，颇为世重。字小如豆，须眉毕现，然梅溪隶法从唐碑出，丰赡有余，道古不足，与《石门》《夏承》诸碑尤凿枘，乃是我行我法耳。
张伯英也指出钱泳在道光八年（1828 年）自刻《学古有获之斋帖》四卷，工致有余，而古意不存，便是因为钱泳茫然于笔法，虽然用力很深，但尽是俗状，如果以此为学者法，将是谬种流传，贻误匪浅。
王潜刚一方面肯定钱泳的勤奋，同时也指出钱泳书法刻石的艺术风格与原作相悖甚远：
梅溪生平临汉、唐碑极多，缩临刻石者亦数十种，用功可谓勤矣。观其用笔用墨不苟，然妍丽太多，则不能朴茂，大书尤弱。
钱泳在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所刻作品遍天下，如他缩临汉唐碑刻方便初学观览，钩摹石经残字，为通经之士提供了原始材料，推动了经学研究，自刻《学古有获之斋帖》四卷，明示书法源流，指示学习门径，欲对书学有所贡献。但是钱泳的刻石作品，多间以己意，致使面目失真。
钱泳利用书法与他擅长的刻字技能，积极投身于文化事业当中，赢得了博雅好古之名， 使他辗转各方，游幕各处而游刃有余。虽然他的刻石作品多参以己意，我行我法，虽然在书法上误导后学，但是对于文献的保存和传播却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