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scussion of Categor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ablet Calligraphy

Engraved by Qian Yong from the 18th to 19th Century

        容摘要：钱泳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刻工，摹勒刻石虽只是一门技艺，但对他却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刻石技艺不但是他谋生的手段，也是他研习书法、参与学术和游幕交友的资本。钱泳正是凭借着书写、钩勒、摹刻、捶拓等一整套全面而又出色的技艺，游走于乾嘉时期几个著名的幕府和学术圈子之中。本文主要探讨钱泳凭借刻石技艺积极参与学术文化，以及摹刻《诒晋斋帖》的机缘，进而归纳出钱泳石刻作品的特点。

        关键词：缩临汉唐碑刻　钩摹石经　诒晋斋帖

一、引言

        钱泳，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江苏金匮（今无锡）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享年86岁。钱泳一生仅有国子监学生和候选布政司经历 头衔，但他多才多艺，能诗、鼓琴，工书法，尤其擅长汉隶，并以钩勒擅名，所摹先秦汉

唐金石碑刻不下数十百种；并且著作颇丰，有《说文识小录》《守望新书》《履园金石目》《梅溪诗钞》《兰林集》《履园丛话》等。长期坐馆和游幕，他自述称：“余自弱冠以后，便出门负米，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间，或出或入，垂五十年。”

        目前对钱泳的研究多跟他的书学理论、缩摹现象、游幕以及在清代书法史中的意义等有关问题展开讨论，本文主要探讨钱泳凭借刻石技艺积极参与学术文化，对他的交游和人生的影响，以及他摹刻《诒晋斋帖》的机缘，进而归纳出钱泳石刻作品的特点。

二、钱泳碑帖摹刻与文化活动

        钱泳最喜阅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迹，加之自己擅长摹勒，只要见到佳札，便双钩入石，以存古人面目。钱泳一生摹刻的作品有古碣、碑、墓志传诔、诗刻题名、石经、法书、丛帖等。摹勒刻石虽只是一门技艺，但对他却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刻石技艺不但是他谋生的手段，也是他研习书法、参与学术文化和游幕交友的资本。钱泳正是凭借着书写、钩勒、摹刻、捶拓等一整套全面而又出色的技艺，游走于河南巡抚毕沅幕、绍兴知府李亨特署、杭州督粮道张映玑署、两浙转运使秦震钧署等幕府，并与京师诸亲王、“一代文宗”的阮元，著名的金石学者黄易、翁方纲等学者交游。钱泳积极参与学术文化的石刻作品可分为有缩临汉唐碑刻、钩摹石经和摹刻名人法帖，分别简述如下。

（一）缩临汉、唐碑刻

        钱泳自幼对诗文、书法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钱泳十四岁时，参加县府应试，这一年秋天在游虎丘的时候得到汉魏碑版十三块，便朝夕临摹。在他十七岁又去参加县府应试，秋天遇到前任贵州按察使金祖静，他在虎丘的悟石精舍收钱泳为弟子，与他的儿子一同学习。钱泳两次应试均未取得功名，从此便无心科举，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都放在碑帖摹刻，并肆力于隶古之学。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钱泳二十八岁时，坐馆于苏州陆氏，期间用蝇头八分书《御制淮源记》，并刻于端砚之腹，作为贡品，迨奏进称。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经毕沅两次聘请，钱泳始入毕沅幕府，游幕一方面可以结识更多的名流，另外幕僚的收入也要高于塾师。在毕沅幕府，钱泳一方面做着校书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发挥着他书法和刻石技艺的特长，为毕沅镌刻法帖。同时，乾隆五十三、四年（1788、1789 年）之间，自己缩临汉碑数种，名为《攀云阁帖》二册，便海内风行。在嘉庆十三年（1808 年），钱泳令他的两个儿子将他历年临摹的汉碑 50 余种进行模刻，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九月始刻成，即《攀云阁帖》，计十六卷。

        嘉庆四年（1799 年），钱泳辞别京师郑亲王、质郡亲王以及诸友人，在南下途中的船上，闲来无事，钱泳继续用蝇头小楷缩临有唐一代的碑刻，分为十卷。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歙县鲍崇城观察把钱泳缩临的唐碑入石，至道光二年（1822 年）刻成，计三十二册。

        钱泳缩临的汉碑，他不但缩摹碑文的字体和章法，也缩摹碑身的装饰和形制。完整地再现汉碑的样貌，对“汉人各体无美不收，真可谓集大成者矣”。既便于携带、赏玩，也便于 “为初学观览”。钱泳缩摹的唐碑，鲍崇城跋称：“收巨观于细楷，含晋韵与唐法。”京师诸公无不想先睹为快，一时纸贵。

（二）刊刻石经

        乾隆五十年（1785 年）八月，钱泳二十七岁，在陆氏府邸坐馆时，偶然在古书中得到清初徐武子双钩《熹平石经残字》，总计约五百余字，于是亲自钩摹刻石，历三月而成，遂拓数百本散布通经之士，后北平翁覃溪阁学重摹于南昌府学，长白李晓园太守重摹于绍兴府学，王兰泉司寇收入《金石萃编》，如皋姜氏、吴门刘氏亦有摹本，都是根据钱泳的初摹本重摹的，从此钱泳的摹本流传海内，士大夫也都知道钱泳为博雅好古之士。

        嘉庆元年（1796 年），钱泳在钩摹《熹平石经残字》以后，坐馆于杭州督粮道张映玑之处，到杭州府学观赏宋高宗御书的石经，石经已经不全，仅存八十七石，钱泳便立志仿照《熹平石经》的隶书体，摹写《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并刻石孔陵。此事得到阮元的赞许与帮助，阮元曾经担任过《石经》校勘官，他不仅私下称赞钱泳“欲以八分写《十三经》，复鸿都旧观”。而且直到嘉庆十八年（1813 年），钱泳用隶书书写的《孝经》《大学》《中庸》均已刻石完毕，后经漕运总督阮元资款四百两白银，《论语》也全部刻成。阮元为此作题记云：

        古本孝经不可见，惟汉石经论语残字厪有存者，金匮国子监学生钱泳好学，善隶书，敬书《孝经》《论语》二经，刻之石，且博访通人定其隶法文字。泳刻将成，欲归其石于曲阜孔子宅，树石于壁，以贻后之学者。

        阮元将刻成的石经暂留扬州府学明伦堂，于嘉庆十八年（1813 年）四月，迁于常熟新居。道光元年（1821 年），又把钱泳所刻石经一百二十八石移置苏州郡学明伦堂后敬一亭中。

        钱泳对于经学的关注，以及凭借自己工书法、擅钩摹的技艺，积极地参与到儒家经典的学术文化中，并得到了当时著名的金石学者翁方纲和被誉为“一代文宗”的大儒阮元的肯定与赞赏。这无疑使一介布衣的钱泳在当时的学术圈中有了一定的影响，镌刻石经近于儒者之事，这份守艺之心也堪比儒者。

（三）摹刻法帖

        乾嘉时期幕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金石碑刻的收集、鉴赏与摹拓，钱泳亦是如此，他虽然多才多艺，擅长书法，但是摹刻碑帖的技艺却是他游幕和交游的文化资本。钱泳一生刻帖二十四部 ，其中多是在做幕僚期间所刻，如钱泳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入毕沅幕，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便为毕沅模刻了《经训堂帖》十二卷。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钱泳入江苏粮储道斌良幕府，为其摹刻《抱冲斋帖》十二卷。道光八年（1828 年），入南河河督张井幕府，为其摹刻《澄清堂帖》四卷。

        另有一些自刻帖，或为赠送，或交游，或为教学而用，如嘉庆十九年（1814 年）在高邮知州冯馨幕，为其修州志，书成之后，在返回的途中遇到旧交福建巡抚王绍兰，在秦邮与其同舟共渡扬子江，期间钱泳将新得宋徐铉所临《秦碣石门刻石》举视王绍兰，王很高兴，嘱钱泳重模与焦山之海西庵。被金石家门传为盛事。这一年还刻了《福州帖》四卷，分别赠送了王绍兰中丞和王稼门制府。王绍兰是钱泳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初到京师时，在邵晋涵处结识的，当时王还只是个秀才。后来钱泳常在邵家遇见王绍兰，“剧谈古今，每至竟日”。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钟祥彭志杰为乌程令，钱泳刻《吴兴帖》六卷，赠送给他。钱泳以刻帖谋生，但对刻帖的经济收入，却是讳谟如深。但在他的《兰林集》中记载了王绍兰送给他《福州帖》的费用情况：“《福州帖》留贮弟处，谨送上朱提二十两以为烟楮拓工之费。”可见钱泳虽是自刻、赠送拓本，但是受赠方也会给些银两，作为纸墨费用和工钱。

        钱泳在道光八年（1828 年），自刻了《学古有获之斋帖》四卷，内容是摹写了钟鼎款识和周、秦、两汉、魏、晋、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诸书，各摹数字，他自称是为课孙而刻，方便初学观览，以明示书法的源流。其实是想为学习书法的人指示门径，对书学有所贡献。

        钱泳其他的一些刻帖作品，或为别人延聘，或为自己所需，如模刻《清爱堂帖》四卷、《松雪斋帖》六卷，后又续刻《松雪斋帖》六卷、《诒晋斋帖》十六卷、《诒晋斋巾箱帖》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