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式肉髻加螺发的佛头样式也许是阿马拉瓦蒂首先采用的手法。
谈到螺发，最初的例子是马图拉发现的一尊耆那教祖师雕像，作于1世纪。这尊像头部没有肉髻，但布满了螺发（8）。然而，贵霜前期马图拉佛像头部是剃发的，只刻有发际，没有发纹，仅顶）部耸起一个螺旋形的髻，上刻有横纹，很象发丝，这是一种称作卡潘鲁达（Kaparda）的螺贝形特异状态的肉髻 （9）。在卡特拉出土的面带笑容的佛坐像（约2世纪）（插图2）和马图拉博物馆藏的一件佛头像等作品上可以看到这种样式（插图10）。剃发的样式在恒河中游笈多时期的作品中尚可见到，如曼库瓦尔一带出土的一件佛坐像，据纪年铭文推算，应是公元449年，佛头为剃发，躯体粗壮，表现出贵霜－马图拉的样式与风格 (10）。贵霜前期的马图拉，佛像虽然没有螺发，但在一尊2～3世纪雕刻的弥勒菩萨像（马图拉出土）上，反而使用了螺发（没有肉髻）（插图11）。此外，在马图拉附近马霍利出土的2～3世纪的高浮雕作品《春军?醉酒图》中，左边站立作搀扶状的男子，头部除去额头、耳边的发髻外，其余部分是紧贴头上的一圈圈的小发缕，看上去很像螺发（插图12）。在贵霜后期（3世纪后半叶至4世纪前半叶，又称后贵霜王朝时代）马图拉佛像面貌发生改变，如戈文德纳伽出土的一尊佛坐像，头顶是涡卷形螺发，衣式为通肩 （11）。犍陀罗佛像是采用希腊式的波浪发，肉髻都是明显凸起的，如同头发束扎而成的发髻，约在3世纪中叶至4世纪时使用了螺发。阿马拉瓦蒂的佛像约为2～3世纪的作品，使用螺发，肉髻是丘式的（插图13）。笈多时期的佛像上，螺发与肉髻的组合已是固定的样式，肉髻多为明显凸出于头顶的饱满的馒头形。在有些作品上我们也看到了对丘式肉髻样式的继承（12）。在青州佛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采用这种丘式肉髻的。
至于佛像上右袒式的着装样式，最早的例子是贵霜—马图拉的两个著名作品。一个是萨尔纳特出土的立像，这件作品制作于马图拉，据雕像底座上的铭文得知，是巴拉比丘捐赠给鹿野苑精舍的，纪年是“迦腻色迦3年” （公元81年）（13）。这件作品的衣式是右袒的，在左肩臂刻有密集的衣纹，其余人体部位的衣纹或浅细，或不刻，腰间束有较宽的腰带，人体基本显现，看上去与药叉雕像近似（插图14）。另一个是卡托拉出土的那尊笑面佛坐像，他的袈裟斜披于左肩，右肩臂袒露，左肩臂刻有密集整齐的装饰性衣纹，人体其余部位没有衣纹，仅于胸、腿处以简洁的线条刻出衣边。马图拉右袒的样式在4世纪时还见有沿用，佛陀伽耶出土的一件佛坐像，带有贵霜时期马图拉造像的风格，穿薄衣，袒右肩，体格健壮，只在左肩有密集的衣纹，根据座上的铭文纪年推算，应造于公元383或384年 （14）。但是，在犍陀罗样式的影响下，贵霜—马图拉在2世纪前期作品中也出现了通肩式衣着的立姿佛像，衣上刻有整齐疏朗的U形阴线衣纹，较为草率，衣着厚而呆板，头后有头光 （15）。戈文德纳伽出土的贵霜后期马图拉佛坐像，衣式也改为通肩（16）。犍陀罗佛像的衣着以通肩式为主，立姿佛像都用通肩式，坐姿佛像中通肩式与右袒式都有，右袒式见于晚期（插图15）。笈多立姿佛像所见多是通肩式的。阿马拉瓦蒂单体圆雕佛立像所见都是右袒的，佛传浮雕中的佛坐像早期为右袒，中晚期有右袒或通肩式的两种 （17）。可以看出，佛坐像作品，犍陀罗受马图拉的影响，由通肩发展为通肩与袒右兼用，而马图拉佛像无论坐姿、立姿作品都受犍陀罗影响，向通肩式转变。笈多风格作品中马图拉、萨尔纳特都基本上是通肩式的。阿马拉瓦蒂—僧伽罗样式的立姿佛像一直是袒右的，这成为它的典型风格特征之一。这种右袒式与贵霜—马图拉的右袒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样式。
头光与像体连做的形式在犍陀罗、贵霜—马图拉、笈多的作品中多见，也有不连做的。笈多作品中连做的多。阿马拉瓦蒂单体圆雕佛像是立在塔周围的，像的背景常附有建筑 （18），所见作品头光不连做。青州北齐单体佛立像连作头光的作品所占比例似乎不大。
青州北齐佛立像对右袒式着装和丘式肉髻这两种形式的采用，会不会与阿马拉瓦蒂—僧伽罗样式有关呢？丘式肉髻在笈多作品中有沿用，青州北齐佛立像可以从笈多的一些样式中采取，但也可能是采自东南亚的佛样，或者是直接接触到了来自南印度的古老样式。至于青州北齐造像较多的右袒式着装，显然与笈多作品的情况不相吻合，因而促使我们考虑笈多以外的其他因素。
青州北齐佛像雕塑样式丰富繁多，有其独创的手法，然而也肯定参考了很多的样本，综合了许多中外新老造像艺术手法，有诸多艺术因素，从各种不同的衣式、衣纹、不同的肉髻样式和多种螺发样式中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有些衣纹不是笈多的样式，如立像双腿各有一组U形阳线衣纹的作法显然来自西北地区，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彩绘泥塑立佛（4世纪）上可以看到它，这件泥塑作品属犍陀罗风格，另有菩萨头像也是犍陀罗的样式 （19）。青州北齐右袒式立像也许是在阿马拉瓦蒂—僧伽罗立佛样式的启发下创作的。
古代中印之间的交通路线除去北方的丝绸之路外，还有南方的陆路和海上交通。南方的陆路经云南到缅甸，再通往印度。海上则是由交趾或广州等地经扶南（今柬埔寨）到印度 （20）。海路的商贸活动是很兴旺的。550~551年间，有扶南大舶从西天竺来，卖碧颇黎镜，价值百万贯，梁简文帝倾其国库不足以付其价 （21）。法显去印度时走的是北路，公元411年从狮子国（斯里兰卡）随商船由海路回国，原计划赴广州，遇风漂流到了青州长广郡登陆，受兖、青二州刺史刘道嶙的请求，在当地逗留一年，然后返回南方。海路的往来最有可能带来南印度和东南亚的佛像样式。
天竺佛像进入中国的事例有梁武帝派人到中天竺舍卫城请来的释迦旃檀像。这尊像天监十年（511年）运到，梁元帝时在荆州城北造大明寺供奉 （22）。又有天监十八年（519年)扶南国遣使送来天竺旃檀瑞像（23）。斯里兰卡佛像传入的事例见于《梁史》和《南史》中的记载，晋安帝义熙初年（405年）时，狮子国送来玉像，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此像历晋、宋，世在瓦官寺，寺中先有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恺之画维摩诘图，时称三绝。
5、6世纪时，除中国僧人赴天竺求法，也有许多天竺使者、僧人来华，其中不乏来自南天竺的使者和僧人。从《魏书》中的记载可知道，公元500年至514年间，南天竺频繁遣使者送物至北魏 （24）。天竺僧人有许多驻留在华。435年，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至广州，宋文帝迎至建康，在南朝译经将近三十年（25）。528年，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从海路到广州，先在南方，受梁武帝召见，后入北魏 （26）。北魏时，宣武帝（500——515年在位）为接待外国僧人，在洛阳特建永明寺，有屋千余间，可供“百国沙门三千余人”驻留。其中有菩提拔陀，来自歌营国（今印度南部，即奎隆，也有谓在今马来半岛南部），经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诸国进入我国南方，然后至北方 （27）。北齐时一些天竺僧人、居士担任北齐的僧官。如那连提黎耶舍当过北齐掌管佛教事务的昭玄寺的官职昭玄统，优婆塞瞿昙达摩般若（法智）担任过昭玄都。有些僧人还是画家，北魏时，天竺禅师僧伽佛陀，在少林寺手绘神像，唐人尚见其画迹 （28）。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张僧繇、曹仲达这些精通天竺画法的画家，并且流行他们的画风，是不足怪的。僧人往来携带佛经、佛样，有些见诸文献，但事属平常，史籍不能尽收。
此外，有趣的是，青州北齐佛像与阿马拉瓦蒂佛像都采取了一种含蓄自然地表现人体形态的艺术旨趣，通过衣着的自然状态显现人体的优美曲线——尽管它们的成因是不同的。
叶渡
2006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