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古代印度瑰宝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欣赏印度雕塑艺术的难得机会。展品中有包括佛像在内的许多佛教雕塑作品，使我们格外感兴趣。佛教是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印度佛教美术不仅在印度美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与中国的佛教美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印度佛教艺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孔雀王朝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时。阿育王信仰佛教，他树立起许多刻有敕命的石柱，柱头上雕刻狮子、神牛、法轮等来象征佛法。这些石柱被称为阿育王石柱，至今保留下来的有十几个，最有名的是立于萨尔纳特的雕有狮子的石柱，这个柱子已残断，柱头上面的四个背靠背面向四方的雄狮威猛矫健，气势动人心魄，隐喻佛法广大，弘传四方。这个柱头现被选为印度国徽的图案。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在佛教建筑上出现了以佛本生、佛传故事为题材的雕刻作品，但最初的佛教雕刻中并没有佛陀本人的形象。当时的观念认为，非凡的佛陀不能以常人的形象来表现。在佛传故事等题材的作品中常以菩提树、宝座、法轮、足印、伞盖、塔等等与佛相关的东西来隐喻佛的存在。
        佛陀的造像出现于贵霜王朝。约在公元1世纪，犍陀罗与马图拉两个雕刻艺术中心制作了佛陀的造像。学者们对哪里首先制作了佛像尚有争议，多数意见认为佛陀像首先制作于犍陀罗。在希腊化时代，希腊移民居住于犍陀罗地区，带来了希腊文化与艺术，也带来了希腊人神一体的观念。为佛陀造像可能就是源于这一观念。继犍陀罗之后，马图拉也开始为佛陀造像。然后，南方的阿马拉瓦蒂和纳加尔朱纳康达也不再以隐喻的手法表现佛的存在。犍陀罗佛像具有希腊雕塑的特点，高鼻深目，波浪发，佛身披通肩衣，类似希腊的长袍，衣纹深刻，自然写实（插图1）。马图拉的佛像具有印度本土雕塑的特征，汲取了印度古代药叉像的许多艺术手法，表情开朗，身躯魁梧伟岸，气韵雄强，衣薄贴身，强调人体的刻画，衣纹多是整齐的线条，带有很强的装饰性（插图2）。 

        阿马拉瓦蒂在印度南部，位于克里希纳河下游南岸，距今安得拉邦贡土尔县城约29公里。早在阿育王时，佛教便已传播到这一地区。安达罗王国（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时期，在德干南部克里希纳河下游与戈达瓦里河之间的地区，建造起许多重要的佛教建筑，现存的一些残颓的遗址曾经是装饰华丽的窣堵波（覆钵式塔），其中最重要的有贾加雅佩塔、纳加尔朱纳康达（龙树窟）和阿马拉瓦蒂的著名佛塔。现存的这些建筑上的精美雕刻表明这里雕刻艺术极为繁盛。阿马拉瓦蒂大塔是古代印度南部最大最有名的佛塔，塔上的浮雕题材以佛传故事为多，人物肢体修长秀美、姿态生动优雅，动植物及各种装饰物雕刻精细，风格以优美秀丽而著称，被形容为印度古代雕刻艺术中最纤秀的花朵。这一地区的雕刻艺术被称为阿马拉瓦蒂派，与北方贵霜王朝统治下的犍陀罗、马图拉构成了1～3世纪时印度佛教艺术的三大流派。3世纪中叶，安达罗王朝在德干地区失势，婆罗门教再次控制了南方，佛教只在纳加巴蒂到东海岸的几个中心地区还有保留 ^（1）_。
        阿马拉瓦蒂的佛像风格不同于犍陀罗的希腊式风格，也不同于马图拉药叉式的风格，身形、衣着的线条都以柔和优美见长，气韵端庄平和。在艺术内涵上，三地的佛像给人的感觉也是不相同的，犍陀罗佛像像是富于思想的王子，马图拉佛像像是强有力的伟丈夫，而阿马拉瓦蒂佛像则像是伟大的哲人(插图3)。在此次展览中，有一尊阿马拉瓦蒂石雕佛立像（见图版），佛身修长，穿着袒露右肩的袈裟，衣纹用阴刻线，自左肩向右下发散，形成垂长的弧线，简洁自然，既有一定的写实性又有装饰意味，是从犍陀罗的大衣纹变化而来的。右侧袈裟紧裹身体，显露出体侧的曲线，流畅而柔美；左侧袈裟自然垂于肘下体侧，较为宽松。躯体的起伏表现得较为含蓄，似隐似现。头部有大而平的螺发，肉髻是缓坡丘状的，与头顶其他部位没有明显的界阶。由于地缘近邻，阿马拉瓦蒂派风格直接影响到斯里兰卡的佛教艺术。在斯里兰卡发现有制作于阿马拉瓦蒂的雕刻品 ^（2）。斯里兰卡是僧伽罗族建立的国家，古称僧伽罗国，因而继承阿马拉瓦蒂风格的斯里兰卡佛像样式被称之为僧伽罗样式。这种样式流传到了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例如越南东阳发现的一尊创作于6-7世纪的青铜佛立像（插图4）（现存于西贡胡志明市历史博物馆）、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的一尊7世纪的青铜佛立像（现藏阿姆斯特丹王家博物馆）、东加里曼丹的一尊7世纪的青铜佛立像（私人收藏）等都是僧伽罗样式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