笈多王朝时期是印度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也是佛教雕刻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这时的佛教造像的雕刻艺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佛像双目微垂，表情沉静，表现出静谧安详的气韵，体现了佛教思想的内涵。人体塑造匀称，线条流畅柔和，仪态端庄优雅，华丽而不过分的饰物给人以庄重高贵的感觉。这一时期的佛像承袭了贵霜—马图拉以表现人体为主，以衣服为装饰的传统，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衣着薄如蝉翼，紧贴躯体，如出水中，人体完全显现出来，这种艺术手法便是著名的“湿衣法”。此时佛教雕刻的中心是马图拉和萨尔纳特，两地风格略有不同。马图拉造像在衣着上使用均匀而较为细密的装饰性衣纹，长长的弧线如涟漪般布满全身（插图5）。这种衣纹应当是犍陀罗大衣纹与马图拉装饰化衣纹结合演化而成的形式。萨尔纳特的造像在人体部位几乎不用衣纹，仅在颈下、肘下和下摆等处刻画出衣服的边缘，躯体的凸显比马图拉更为充分，身体与衣服之间似乎抽掉了空气，具有近似裸体的效果（插图6及图版）。                     

                     
        如果将阿马拉瓦蒂佛立像与笈多佛立像进行一下比较的话，我们会看到，笈多佛像充分展示出人体的美观，艺术化形态的衣装完全服从于人体的表现，给人以优美的感觉；而阿马拉瓦蒂佛像没有刻意于人体的表现，仅在衣装自然的状态下显现出部分人体的曲线，给人以深沉的感觉。
        当看到笈多佛像和阿马拉瓦蒂佛像时，会使我们自然地联想到近年在我国青州发现的北齐时的石雕佛立像。
        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一批佛教造像是近年来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龙兴寺在青州市古城西门，这里曾多次发现过北朝时的佛教造像。1996年10月又发现了一处大型窖藏，出土四百余尊佛教造像，大部分是石雕，时代从北魏到北宋，形制、品类繁多，很多造像上保留了彩绘和贴金，数量和文物艺术价值都十分惊人，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批造像以北魏至北齐的作品数量最多 ^（4)。
        青州造像中，北魏—东魏的作品基本是“褒衣博带－瘦骨清象”样式的，这种佛像样式是南朝成熟的中国本土化的佛像样式，由南朝传到北方，流行广泛。在云冈石窟北魏后期造像、河北曲阳北魏时期造像中都有这种风格的作品。青州这类作品脸型变得比较丰满，衣边的垂褶不过多外侈，但其基本风格未变，保持着“瘦骨清象”样式的面容和“褒衣博带”式的中国士大夫宽大的服装。北齐时的作品明显发生了变化，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印度笈多风格的影响。人体部位衣装的雕刻十分简洁，有些刻有疏朗的或纤细的装饰性衣纹，有些完全没有衣纹，身形隐隐显出，但对于人体的表现要比笈多作品含蓄得多。面型轮廓圆润清秀，也带有笈多风格面形的影子。衣着样式变化很丰富，有和笈多样式接近的通肩式衣着，领口齐颈；有些作品加入了“褒衣博带”式的一些手法，领口放低，露出内部的僧祗支；还有袒右肩式的和袒右臂式（袈裟搭敷右肩）的样式。衣纹的刻法有纤细的单阴线或双阴线、阶梯式的或较粗的阴线、简洁的大阳线等多种手法样式。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衣纹作了图案纹样化的变化。总体来说，青州北齐造像是引入笈多风格进行中国民族化的再创作而产生的新面貌。关于笈多样式对青州造像的影响，学术界已进行了研究^（5)。4世纪后，带有笈多风格因素的作品在我国南北都可见到：新疆土木休克西寺佛塔出土的佛坐像（4世纪） ^（6)、甘肃炳灵寺169窟佛立像（420年前后）、山西大同云冈16窟立像（460年）、成都万佛寺出土的一些佛像（6世纪）和河北曲阳北齐造像等等。青州北齐造像可能受到南方、西北、域外各方面的影响 ^（7)。
虽然在青州佛像中没有明显的阿马拉瓦蒂－僧伽罗风格的作品，但有些艺术手法与阿马拉瓦蒂佛像是共同的。在青州北齐立姿佛像中，有许多作品采用了缓坡丘形的肉髻（插图7）或袒右肩的衣着（插图8、9），这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阿马拉瓦蒂佛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