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间大额交易中白银地位变化的原因

（一）乾隆至咸丰朝白银比例的下降

        雍正至乾隆初年，是白银货币地位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该时期铜钱开始用于民间大额交易，白银地位遭受较大冲击。北京地区民间交易更愿意接受铜钱，而不用白银。（22）文献中也有较多相关记载。如乾隆七年（1742）六月，正蓝旗汉军都统伊勒奏报，京畿地区各种交易多用铜钱，甚至较大金额（白银二三十两）也弃银用钱。（23）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山东监察御史杨开鼎奏称“京城一切交易，用钱较便于用银”。（24）白银地位的改变范围广、幅度大，甚至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乾隆十年（1745），乾隆帝认为：“今惟以钱为适用，其应用银者皆以钱代，趋利之徒又复巧诈百出，使钱价低昂以为得计，是轻重倒置，不揣其本，而惟末是务也。不但商民情形如此，即官员办公亦有沿习时弊者。”他谕令：“嗣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他支领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两为重。”（25）该措施收效甚微，从北京地区契约看，以钱代银现象愈演愈烈，这与清代货币制度及白银的使用方式等因素有关。

        首先，清代白银与铜钱并行，二者均为法定货币。白银和铜钱的价值、适用范围不同。其中，白银质轻价重，适合大额交易及运输；铜钱价值小，重量大，更适合日常零星买卖。因此，清初形成了大额交易用银、小额买卖用钱的货币流通格局。但是白银与铜钱并非主、辅币的关系，交易中均没有数量限制，这是铜钱成为大额交易使用货币的基础。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二十日大兴县季肇嵓卖地白契，将坐落于延寿营土地 21 亩“卖与张廷良承种为业，口价清钱二百八十千整”。（26）此契所卖地数量较多，售价多达铜钱 280 千，这在当时是金额很大的一笔交易，买卖双方选择以铜钱支付。

        其次，白银（主要是银两）的使用日趋烦琐，阻碍了在民间的流通。北京地区民间多种平码并用，平码间的换算也较复杂。为免受经济损失，“一切小本经营每人皆带有小戥（秤）一杆”，（27）也增加了日常交易的不便。同时，北京地区民间使用的银两成色较杂，不仅普通民众无法鉴别，且市场流通中低成色银、假银充斥，给银两的流通带来极大的不便。如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二十五日浙江布政使潘思渠奏称：“近世巧诈日滋，渐分成色，且作伪假银行使，愚民不能辨识，一受欺口赀本亏失，以致市井之交易，非钱不行。”（28）有些银炉、铺户等甚至有意压低银的成色，进一步促使民间选用铜钱交易。如乾隆九年（1744），纹银一两约兑换铜钱800文（每分银兑 8 文），而民间所用白银成色“大约九五六色者居多，铺户从而苛刻之，则反得七百矣。故民间贸易宁得七文钱，不愿得一分银。不独京师如此，天下皆然”。（29）可见，银两采用原始的称量使用的方式，尤其是其成色的复杂化，阻碍了银两的流通。

        再次，铜钱计枚使用的便利及大量铸造，为民间交易的大量使用提供物质基础。铜钱基本单位是“文”，1000 文称一“串（吊、千等）”，民间按数量流通较为方便。京城设有宝泉、宝源铸钱局，年铸钱数量较大。康熙朝，两局年铸铜钱2.4 亿—4.4 亿文；雍正朝增至 4.9 亿—10 亿文；乾隆朝，滇铜提供了充足的币材，铜钱铸造数量大幅增加，年均铸钱数量 11.4 亿—13.8 亿文；嘉道时期，年均铸钱数量约 16 亿文。（30）清中期以前，京城宝泉、宝源局铸钱数量逐渐增多，尤其是雍正朝以后铸钱量激增，为铜钱的广泛使用提供物质基础。此外，清初户部频繁改变铜钱的重量和含铜量，货币政策也多变，影响了铜钱的信用。但经历了近百年的摸索，雍正朝后铜钱的铸造趋于规范。（31）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规范了铜钱的重量和含铜量，此后沿用一百余年，铜钱政策相对稳定。（32）同时，清政府对市场流通中的各种铜钱进行整顿，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十五年（1790）两次大规模收缴民间使用的劣质铜钱，“总重量多达二千六百零三万七千零一十三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铸造制钱的总重量”。（33）民间流通的劣钱经收缴后大幅减少，官铸铜钱数量增多，且该铜钱标准统一，在市场流通中的信用较高。北京地区民间大额交易中，乾隆初年出现铜钱、中晚期后铜钱使用比例大增，与铜钱在民间数量增加和信用提高有较大关系。

        我们看到，尽管清政府重视白银的使用，但由于白银称重使用较为不便，乾隆朝以后计枚使用的铜钱逐步取代白银，成为北京地区民间大额交易主要货币之一。此后，随着白银使用的复杂化，市场流通中铜钱较受欢迎且愈积愈多，民间大额交易中铜钱比例也逐步增大，白银比例相应地较小。

（二）清末白银比例的回升

        清末，白银在大额交易中比例开始上升，这一转变与白银使用方式的变化、铜钱数量减少等有关。

        该时期白银货币仍以银两（银锭、银块等）为主，其使用也较清中前期更为便捷。随着北京地区炉房、钱铺等金融机构的增加，银锭的铸造也越来越规范。道光朝（1821—1850）后，该地区出现松江银、足银的实银，光宣时期（1875—1911）先后成为民间大额交易中的主流。松江银、足银等各自成色、重量较为统一，民间交易中信用较高。该银重约五两、十两，银锭重量较小，但价值远高于铜钱，且省去了银色鉴定和称重的手续，在民间大额交易中使用较为方便。

        银元的使用是清末北京地区白银货币的另一特点。明代，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但最初也是以银块的形式掺入市场流通。清乾隆朝（1736—1795），有些地区银元开始按数量流通，此后在沿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广受商民欢迎。（34）北京地区银元的使用较晚。光绪时期（1875—1908），该地区的房、地契中出现银元，其单位为“块”或“圆（元）”，显然是计数使用的。如宣统三年（1911）通州武连灯卖地白契，大周易村东南计地 9 亩“卖于武连升名下永远为业，三面议定言明，卖价银元二百四十三园（元）”。（35）银元具有和铜钱一样计数流通的特点，且价值较高。因此，银元兼具银两和铜钱的优点，成为民间大额交易主要货币之一。尤其是京城附近周边乡村，房、地契涉及金额较小，银元的使用比例较高。

        此外，铜钱的供给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咸丰朝（1851—1861）后，由于云南产铜数量减少，且铜运受阻，钱局铸钱原料短缺。（36）京城及各省钱局减少铸额或停铸，市场流通中铜钱出现不足，甚至出现“钱荒”现象。（37）为此，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开始铸造当五（合制钱 5 文，以此类推）、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面值大钱。（38）不久，大钱快速贬值，各省相继停铸和弃用大钱。不过，京城仍铸造和使用当十大钱，该钱于咸丰末年贬至制钱二文。（39）清末，北京地区大钱铸额较小、贬值较重，制钱数量不足，影响了在民间大额交易中使用。

        清末，北京地区银锭的铸造趋于规范，尤其炉房、钱铺等铸造的松江银、足银信用较好，在民间大额交易中使用相对简单。银元是先进的铸币，可计枚使用。该时期白银货币（银两和银元）价值较高，且克服了使用不便的缺点，比价值较低的铜钱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清政府铜钱铸造数量减少，民间大额交易中使用急剧减少。总之，北京地区民间大额交易中银、钱的地位发生了逆转，其中京城松江银、足银盛行，而大钱贬值、信用较低，民间基本以白银（银两、银元）作为大额交易货币。

四、结语

        清代，白银是重要的流通货币之一。北京地区房地产契约显示，白银在民间大额交易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不同时期所起作用有较大不同。清初，白银是大额交易中唯一使用货币。乾隆至咸丰朝（1736—1861），白银的使用方式日趋繁复，而铜钱供给充分、信用较好，铜钱超越白银成为民间大额交易主要货币。同治至清末（1862—1911），白银使用方式趋于简单，交易及携带方便，白银的使用比例上升，形成了银、钱并重的局面。北京地区白银地位的变化，反映了民间大额交易货币结构的变化。北京地区民间大额交易货币结构的变化并非孤立的，其他省份也有类似的现象。北京地区房地产交易货币的变化就是这种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不过，北京地区大额易中白银的使用既具有时代的共性，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白银、铜钱是清代主要流通货币，其中白银（指银两）属于原始的称量货币，流通过程中需要称重和鉴定成色，使用很不方便；铜钱价值过低，种类也较多，不便于大额交易和运输。因此，二者均不适合作为大额交易的货币。民间大额交易货币结构的变化，是民间在当时货币制度下的一种无奈选择，同时也说明落后的清代货币制度是其根本原因。

图 1　清代北京地区各时期白银在房、地契约使用货币中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