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Silver Currency in the Private Trade in Beijing of Qing Dynasty:
Take the Deeds of House and Land Collected in Capital Museum as Example
内容摘要 通过对首都博物馆馆藏清代北京地区房、地契的梳理，分析了大额交易中白银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从契约中使用货币看，北京地区大额交易主要使用白银和铜钱。清前期，白银占据优势；雍正至乾隆初年，白银使用方式日趋烦琐，铜钱铸造数量大、使用方便，逐渐形成以铜钱为主、白银为辅的格局；同治朝后，银元的大量流通，白银地位回升，大额交易中银、钱并重。白银在大额交易中地位的变化与白银货币使用方式有关，反映了清代货币制度混乱与落后。
关键词 清代 白银 银两 契约 北京
清代，白银（银两、银元）与铜钱均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大额交易通常使用白银，小额交易多用铜钱。白银价值较高，交易和运输较为方便，适合作为大额交易及地区间贸易货币。清政府对白银较为重视，各种税赋多以白银计。在清政府的影响下，民间白银的使用也较为广泛，尤其是清初民间大、小交易均用白银。如雍正初年，浙江“温、台两府向不用钱，即分厘具用银”。不过，由于白银按成色（含银量）、称重使用，用于小额交易较为不便。乾隆朝后，白银在民间交易中地位受到铜钱的冲击，但仍是民间大额交易的主要货币之一。此外，不同地区白银的使用情况也有差别。北京作为清代的首都，是各省税银聚集之地，不仅官方使用白银数额较大，在民间大额交易中白银的使用也较多。
关于清代北京地区白银流通及相关问题，学者已有较多研究。如邓亦兵《清代前期北京城房价变化趋势》一文中简要介绍北京地区白银使用方式、银钱比价等问题。李红梅通过对清代京师土地文书中所用货币的统计和梳理，分析了该地房契中白银、铜钱使用比例的变化情况。刘小萌《从房契文书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产》一文整理了 60 件契约中货币使用情况。戴建兵分析近代京津地区炉房及银两的使用，归纳出两地银两的特点等。不过，清代北京地区白银在民间交易中的作用及变化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以首都博物馆馆藏 2000 余件清代北京地区房、地契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及已有研究成果，分析白银货币在民间大额交易中地位的变化、分布特点及其原因等问题。
一、北京地区白银的使用方式及炉房
清代，北京地区使用的白银货币有银两和银元两种。银两是称重货币，以银锭、银块等形式参与流通，实际交易时需称重和鉴定成色。银元是机制币，重量、成色统一，可以计枚使用。不过，北京地区银元的使用时间短、数量小，仅清末有少量流通。这里主要讨论银两的使用情况。
北京地区使用银两的形状和重量各异。清代，该地区通用元宝银、圆形或条形银块、散碎银片等。其中，元宝银形似马蹄，重量有五十两、十两、五两、一两之别。圆形银块主要有松江银，锭面圆形、平整，底部半球状，通常重量为四至五两。散碎银有滴珠、银片及小银块等，重量较小。银两的基本重量单位是“两”，其下有钱、分、厘、毫、丝等单位，均采用十进位制。不过，“两”的重量标准（也称平码）有多种，不同平码“两”的实际重量是不同的。北京地区各种平码并存，分别用于不同的交易活动。从首都博物馆馆藏房、地契中银两所用平码看，民间常用平码有京平（二两平）、市平、通平、埧平、黄平等，其中京平、市平、通平使用比例较大。京平（二两平）使用比例最高（约占五成），每两约重 35.07 克，多用于京城内茶、油、杂货等商业交易。市平的使用仅次于京平（约三分之一），每两重约 35.08 克，常用于经营布匹、绸缎、洋货等交易。该地区还使用通平、埧平等十余种平码，各种平码重量标准不同，主要用于京城附近地区如通州等。
清代，北京地区白银来源较广，成色也有所不同。从该地区房、地契看，民间交易白银成色主要有纹银、松江银、足银等。纹银是官方银色标准，含银量为 935.374‰，并不是实际流通银两，而是一种记账单位。清中前期，民间仿照官方白银成色标准，主要使用纹银，交易时各色银两按实际成色折算成纹银。纹银作为成色标准，有利于白银成色的统一和使用。道光朝后先后出现松江银、足银等实银。松江银是北京地区流通的银锭，成色 97.2%，光绪时期成为北京地区流通白银的主流。足银也是实银，理论上应该是纯银，北京地区足银实际成色为 992‰，该银主要用于光绪末至宣统时期。松江银、足银的出现，促进了民间白银的使用。
我们看到，北京民间所用银两的平码种类多、折算复杂，成色鉴定不易，故银两的使用较为烦琐。炉房等金融机构的出现，为银锭的铸造与使用提供了较大的便利。炉房也称银炉、银号，原是铸造银锭的手工作坊，后来发展成兼营存放款及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北京地区炉房的出现较早。《都门竹枝词》有诗云：“银号银炉坐小官，跟班小使小雕鞍。”该词由乾隆朝杨米人所作，说明该时期北京地区已有炉房，且政府委派专员进行管理。清末，炉房数量增多，铸造银锭仍是主要业务之一。“炉房或收集银片铸造马蹄银，或熔解其他地方之马蹄银改铸成本地形式之马蹄银。炉房中为官府所用者称官炉房。官炉房铸造之物在市场上最有信用。开设非官炉房之小炉房乃私人之自由，法律上并无特别监督限制。”由此，炉房有官、私之分，前者信用较高。炉房按照相对统一的标准铸造银锭，尤其是将散碎银块及外来银锭等改铸成本地通用之银，客观上规范了北京地区银锭的重量、成色，部分解决了银两使用不便问题。
炉房所铸银锭具有较好的信用，尤其是官炉房、官钱铺信用更高，所铸银锭在民间交易中使用相对简单。如清末京城交易中，银两有按“炮”计值的习惯，“即银子均以京平五十三两为一炮……一炮为一包，包纸上印有炉房记号。此包银原封不动地使用时，不论银质好坏，重量多少，全只凭信用在任何银号商店流通。但一旦银包破损，则须验明银之实际品质及重量方能流通”。有炉房的信用作为担保，以“炮”为单位的银两具有标准化铸币的特征，只是“面值”较大，且不宜拆分使用。同时，各炉房铸造的银锭也“必须刻上铸造炉房之名号。仅规定其银不纯或有轻有重时，则令铸造炉房承担责任。至于十两以下之银块，多不刻名号，此类银块只能靠授受者互相留意”。炉房所铸银锭刻上“名号”，并对其重量和成色负责，使用时免去了确定成色和称重等环节，方便了该银锭的流通。不过，重量较小的银锭、银块或经切割的银锭等，使用时仍需要辨别银色和称重，该银锭的使用很不方便。
总之，北京地区炉房所铸银锭的使用，具有相对的便捷性。同时，相对于铜钱而言，白银价值较高。清初，政府规定库平纹银一两兑换铜钱1000 文（约重 120 两），从重量看同重量白银是铜钱价值的 120 倍。白银重量轻、价值高，适于作为大额交易货币。因此，银两成为清代民间大额交易的主要货币之一。不过，北京地区民间银两通用成色、平码种类较多，不同成色、平码间折算烦琐，属于较为落后的称量货币。
二、白银在民间大额交易中所占比例及变化
清代，房、地产交易较为频繁，涉及金额也较大，属于民间大额交易。北京地区清代房、地契存世数量较多，为北京地区白银货币使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北京地区房、地契中银两的使用情况看，白银的使用较多，说明白银是民间大额交易的主要货币之一。
本文统计了馆藏清代北京地区房、地契约2157 件，涉及京城及城外附近地区如通州、顺义县等。京城以房契为主，交易金额较大；城外周边地区地契较多，也有部分房契，金额相对较小。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契约所用货币主要是白银和铜钱（含有极少铜钱票）两大类。其中，以白银为交易货币的契约共计 1077 件，占总数的 49.9%；其余主要是铜钱。从交易金额看，白银与铜钱的使用没有明显区别。以乾隆朝（1736—1795）京城房契为例，在使用白银货币的房契中，房价在白银 30—1200 两之间。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宛平县卖房契（图2），王隆德位于西城宣南坊三铺烂面胡同房棚 9间等卖价“银一千二百两整”。以铜钱为交易货币的契约，金额在京钱 70—3140 吊之间。京城的铜钱通常按京钱计，“以制钱五百为（京钱）一吊”，京钱 2 吊折合白银一两。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宛平县卖房契（图 3），中城中西坊五铺地方大小房屋 22 间卖价京钱“三千一百四十千（吊）整”，并注明折合白银“一千五百七十两”。由此，将房价中的京钱折合成白银在 35—1570 两之间，与前述使用白银货币的房价较为接近，说明民间大额交易中白银、铜钱的使用与交易金额关系不大。李红梅对清代京城各时期平均房价进行统计，得到类似的结论。可见，清代京城民间大额交易中，不仅白银、铜钱使用比例接近，其交易金额也未出现“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倾向，说明该地区民间大额交易中白银、铜钱并重，白银仅是主要流通货币之一。
白银在各时期民间交易中所占比例是不同的。本文按朝代对馆藏房、地契约进行统计，发现白银货币所占比例波动性较大（图 1）。按照白银所占比例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顺治至雍正时期（1644—1735），九十余年间，白银占绝对优势地位。该时期馆藏房、地契约中均使用白银货币，李红梅统计 112 件京城房契也完全以白银作为交易货币。同时，民间物价也多以白银计，如乾隆十年（1745）上谕：“购买什物器用，其价值之多寡，原以银为定准。”不过，民间日常零星买卖，仍以铜钱为主。由此，清初民间交易的确形成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惯例。第二阶段，乾隆至咸丰时期（1736—1861），该阶段长达 120 余年，白银使用比例大幅下降并处于劣势时期。乾隆前期，契约中开始出现铜钱；乾隆中期，白银比例约降至八成；乾隆后期，白银比例更降至五成以下。嘉庆至咸丰朝（1796—1861），白银比例更低，基本维持在三成左右。第三阶段，同治至清末（1862—1911），白银使用比例上升，形成银、钱并重的局面。其中，同治朝（1862—1874）白银比例略升至四成；光宣时期（1875—1911），白银比例超过六成，在民间大额交易中回到主地位。不过，清末北京地区白银货币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延续银两的使用，同时大量流通银元。
此外，白银在京城与城外周边地区民间大额交易中的比例也有不同。馆藏两千余份房、地契中，京城共有 743 件，其中使用白银货币的契约占 68.4%；城外地区契约计有 1414 件，白银货币契约为 40.1%。可见，京城房产交易金额较大，更倾向于使用白银；城外周边地区房、地契中金额也相对较小，白银使用比例较低。为了解京城及附近周边地区白银的使用情况，现将各时期白银使用比例列表如下，见表 1。
表 1 清代京城和城外周边地区房、地契中白银货币所占比例（%）
年代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京城 100 100 100 85.6 40.5 33.3 39.1 54.4 95.7 100
城外 100 100 100 44.1 23.7 25.2 22.9 34.8 47.5 61.4
资料来源：首都博物馆馆藏契约
表 1 数据显示，京城与城外周边地区房、地契中白银比例的变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二者的差别也较大。一是乾隆朝（1736—1795）白银所占比例下降速度不同。该时期民间大额交易中大量使用铜钱，白银的使用受到较大冲击。其中，城外周边地区白银的比例降速较快，低至五成以下；京城内白银比例下降趋势较缓，白银仍占较大优势，高达八成以上。二是嘉庆至咸丰朝（1796—1861）白银比例相对稳定时期，城内外也有所不同。京城白银比例较高，在 33.3%—40.5% 之间；而城外周边地区白银比例较低，在22.9%—25.2% 之 间。 三 是 光 宣 时 期（1875—1911）白银比例回升幅度不同。该时期京城白银所占比例急剧上升，光绪朝高达 95.7%，白银再次成为民间大额交易绝对优势货币。城外周边地区白银比例上升较少，最高至六成，铜钱比例仍较大，形成了银、钱并重的局面。总体上看，京城房地契中白银所占比例始终高于城外周边地区，且前者下降速度慢、幅度小，持续时间也较短，说明铜钱对京城白银在民间大额交易地位的影响相对较小。
清代，北京地区民间大额交易中白银约占五成，是主要交易货币之一。白银的使用贯穿整个清朝，其地位经历了由高到低再升高的过程。清初，民间大额交易以白银为主。乾隆朝，白银地位开始下降，尤其乾隆四十年后白银比例大幅减少，并退居次要交易货币。清末，白银再度成为民间大额交易使用货币的主流。同时，白银的使用出现城乡间的差别，城内白银使用比例明显高于城外周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