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纹饰
青铜器纹饰的题材内容、构图样式和神韵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是开展古代青铜器具体制作年代推断时必须参考的重要信息和关键依据。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宋元时代的仿古青铜器，数量并不少，在四川、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尤其丰富。从对现今存世的大量宋元时期仿古青铜器的观察了解，笔者认为，宋代仿古青铜器与商周青铜器相比，在纹饰方面存在形式与风格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或明显、或细微，根据器物的具体情况，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即使是比较细微的差异，若细致观察和仔细对比，仍是可察、可辨、可识的。笔者具体将宋代仿古铜器与商周青铜器，在纹饰方面呈现的差异与区别，简单归纳为三类。
（一）纹饰题材、内容上的差异。在装饰纹样的题材内容上，部分宋代仿古铜器的制作，严格依据古制，基本完全沿用、模仿商周青铜器的传统纹饰。但也有一部分宋仿青铜器，在器物形制和纹饰主题上无意照搬、照仿商周古物，而求大胆创新，创造或引用、借鉴了一些全新的符合宋元时期时代特色、却不见于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如出现了锦地纹、水波纹、海水纹、莲瓣纹、写实的高凸兽面纹等。这些新式纹样在铜器上的使用，明显是从同时期铜镜、瓷器、漆器、石刻等器物上照搬移植而来。此类在纹饰的题材、内容上具有创新风格的宋代仿古铜器，其与商周青铜器的外在差异较为明显，较易区分、鉴别。
（二）纹饰的外在形式表现差异，即纹饰在线条构图与比例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此类差异主要存在和体现于严格依据古制、基本沿用传统纹样的宋仿青铜器上。前文已谈到，宋代部分仿古铜器的制作，虽然照搬商周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但其照搬的依据样本，主要为金石著录上的古器物图样。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多数古器物图样所反映的纹饰状况，与商周真器相比失真、走样严重，已不能全面、真实、客观地再现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形式风貌，而以此类图样为粉本制作仿古青铜器，必然造成仿器纹饰与商周青铜器相比差异明显的现象，这是在所难免的。今天的鉴识者，如对商周青铜器各个阶段的纹饰构图特征及纹样风格特点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扎实深厚的辨识基础，对二者之间的差异区别，是不难体会、发现的。
（三）因纹饰制作的工艺手法不同，从而产生宋代仿古铜器与商周青铜器在纹饰外观细节处理上的区别，并由此造成二者间于纹饰风格、艺术表达力方面的差异。商周青铜器与宋代仿古铜器，在铸造方法上根本不同，其各自纹饰制作工艺也存在本质区别。商周青铜器以块范法工艺制作，器物纹饰中的主体部分，凸出于地纹之外，呈浅浮雕感，此主体纹饰的成型制作，须在陶模上呈现；而云雷纹等用作地纹的细密纹饰，系在外范上主要以“贴泥条”的方法制作而成。宋代仿古铜器以失蜡法铸造，纹饰的处理，是在蜡模表面以刀具直接雕镂、刻划而成。由于商周青铜器与宋仿青铜器在铸造和纹饰制作上的根本区别，造成二者在纹饰表现力度、气韵风格方面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前者主体纹饰的浅浮雕质感明显，力度不凡，达到了简单而雄伟、沉稳却突出的效果，地纹则繁复、细密、盈满，纤毫毕现，整体纹饰的所谓“三层花”效果清晰可辨，艺术感染力绝佳；而后者纹饰构图平白、死板，主体纹饰与地纹之间的对应关系不突出，层次感软弱、无力，整体缺乏生气与灵动。
总体而言，与商周青铜器比较而言，宋代仿古青铜器纹饰的表现力降低，气韵不足，纹饰的层次感软弱，给人平白无力之感，艺术表现力大打折扣。在部分宋仿青铜器上虽然出现了全新图案元素的开创使用，丰富了铜器装饰纹样的主题内容，但仅增添了生活化的繁丽、俗艳之气，却与商周青铜器瑰玮、奇谲的宏大风格相去更远。
“穿越”展中的这件铜爵，经细致观察，其纹饰特征可概括如下：爵帽为菌形，中间束腰明显，上饰两道凸弦纹，帽的下部饰云纹一周。鋬的上端根部，饰一牛首，呈半浮雕状，外轮廓棱角圆润，构成牛首眼、鼻、角的线条，拙朴粗犷却自然大气，牛首造型形象生动。爵正面（指有鋬的一侧）和背面（指无鋬的一侧）爵身部位，外壁各饰有一组兽面纹。两组兽面纹在爵身两侧（流、尾的下面）相接，形成一周主要纹饰。每组兽面纹由一只鼻及眉、目、耳、颚、身各一对，共六个部分组合而成，鼻、眉、目、耳、颚、身，为主体纹饰，凸出于地纹之外，呈浅浮雕状态，之间以云雷纹为地。爵身正面（有鋬一侧）的兽面，鼻部被爵鋬遮压；爵身背面（无鋬一侧）的兽面纹完整。每个兽面，双目的中心位置，各有一短横形凹线条，线条粗重深峻，形成双目的目珠；双眉的中心，也各有一深峻、粗重的钩形云纹；双颚张开，内有獠牙；鼻部挺阔、粗硕，呈长条状的六瓣花形。主体兽面纹的图案形式、各部分之间的结构比例以及构成线条的凹凸处理手法，均与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总体特征相符。总体来看，纹饰主纹、地纹错落有致，主次关系清晰，“三层花”效果十分明显（图 1-2）。
经对比研究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西周燕国墓地Ⅰ M50 墓中出土的一件“父己”铜爵（Ⅰ M50：7）（图 4），其腹部的纹饰与“穿越”展上的这件铜爵十分接近。该墓为西周早期墓葬。
综合以上，此件铜爵的纹饰状况与商末周初青铜器纹饰的一般性特点完全一致，无任何迥异、反常之处，并完全符合西周初期青铜爵的纹饰纹样特征和风格特点。因此从装饰纹样角度看，这件铜爵是西周初期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将其制作时代定于西周初年，应无疑问。
三、锈蚀情况
青铜器表面的锈蚀情况，是指青铜器表面自然老化的外观面貌状况。通过锈蚀状况判断青铜器的制作年代，是传统的青铜器鉴定极为看重的一个方面，一般认为具有压倒性、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传统的青铜器鉴定素有“看锈是关键”之说。以此法鉴识青铜器，既能大体判断器物年代，亦可大致推断器物的埋藏环境，但全凭辨识者的经验及经过长期眼看、耳听、手触所养成的判断直觉，需经长期的实践积累，因此一直以来被奉为“眼学”。通过判察青铜器的器表锈蚀来大体推断其制作年代和埋藏环境，对于今天的青铜器鉴识，仍有极大的参考意义，不可不察。
“穿越”展中的这件铜爵，通体表面呈铅灰色，带有金属光泽，熟亮光洁，老旧沉稳，古意凝重，给人深厚沧桑的历史年代感。器表个别部位（如爵身背面兽面纹的鼻部和鼻侧，各有一处），有高凸的绿色锈斑，锈蚀情况自然天成。铜爵整体器表颜色基本一致，黝黯深灰并泛有光泽，这是经过漫长时期的深度氧化所形成的锈蚀特征，属俗称的“熟坑器”。器物表面，不见北方地区土壤埋藏环境下青铜器表面常有的“红斑绿锈”现象，推断其可能一直埋藏于南方地区饱水或半饱水的地下环境中，历经千年，因此这种锈蚀效果的青铜器，也常被称为“水坑器”。这种器表光亮可人的“包浆”色泽、自然老旧的“皮壳”效果，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特有外观面貌，其熟旧程度非宋代铜器所能企及。与此件铜爵一同出土的宋代铜尊（图 2），器表的浮锈较为明显，整体色泽灰暗，光亮度差，熟旧感欠佳，二者相对比，锈蚀程度差异明显。因此，从锈蚀情况判断，这件铜爵的制作年代亦为商周时期，并无疑问。
四、铸造工艺特征
商周青铜器一般以块范法铸造而成，宋代以来的仿古青铜器则通常采用“失蜡”工艺铸造。一般而言，在一个阶段性的时期内，同类、同型商周青铜器的“分范”工艺原理与逻辑方法是相同或接近的，因此某一特定时期内的同类、同型青铜器，其表面遗留的范铸工艺痕迹特征往往有高度的同一性，可称“千人一面”，几乎没有例外，阶段性的时代特征较为清晰。商周以降，传统的块范法青铜铸造工艺逐渐失传。宋代时制作仿古青铜器，仅是模仿商周青铜器的外观形貌，却并不了解其铸造方法原理，更谈不上工艺复原，因此宋代仿古青铜器不能显现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特征。根据这个基本规律，通过对器物表面铸造工艺痕迹进行细致考察，我们不难对青铜器的具体制作时代加以推定。
经观察，首博“穿越”展上的这件铜爵，有几处现象值得特别关注：两柱均呈半圆柱体而非圆柱体，即每个柱向内的一侧呈半圆弧状，外侧却为平面状（图 1-3）；鋬的内侧，可见明显的泥芯残留（图 1-4）。这些迹象，均是商周时期以块范法工艺制作青铜爵而遗留下的特定的铸造痕迹现象。从存世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铜爵实物来看，均具有以上痕迹特征。由此看来，基本可以肯定，此铜爵应是商周时期以块范工艺制作的典型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