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ion on the Making Age of a Bronze Vessel in the Exhibition“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Zhejiang Province”in Capital Museum

内容摘要：1954 年杭州环城西路曾出土 3 件铜器文物，其中 2 件为铜爵，1 件为铜尊。目前已有的发表资料及介绍材料，将这 3 件铜器的制作年代均记录为南宋。3 件铜器中的 1 件铜爵、1件铜尊，于 2019 年因赴京参加“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而来到首都博物馆。通过对来首博参展的铜爵做近距离判察，笔者认为关于其制作年代的所谓“南宋说”似乎有待商榷。结合实物观察所见，本文试从此件铜爵的形制、纹饰、锈蚀、铸造工艺特征等几个方面，展开讨论并得出初步结论。

关键词：铜器　铜爵　宋代　仿古

        2019 年，金秋九月，“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来自江南文化重要兴盛之地——浙江的一批珍贵历史文物，静候于首博展厅内，向首都观众娓娓讲述辉耀千年的“越”地文明。

        在展览第五单元“南渡临安（宋以来的浙江）”部分的展品中，有一件青铜文物，特别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是一件铜爵，1954 年因解放军部队参与修建杭州环城西路工程，在挖掘古钱塘门北段城墙靠近昭庆寺（今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时被发现。同批被发现的文物共有 3 件，均为铜器，为包括此件在内的铜爵 2 件、铜尊 1 件，后全部被移交至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在本次“穿越”展中，当年同批出土文物中的 2 件（铜爵 1 件、铜尊 1 件）一并来到首博展厅，并被陈列于同一展柜内。

        这件铜爵（图 1-1）之所以引发笔者关注，在于本人一直以来对其制作年代心存疑虑。从现有已发表的介绍资料以及相关各展览中的展品说明词上来看，对 1954 年杭州环城西路出土的 3 件铜器的年代判定，均记载为“南宋”。笔者第一次看到这件铜爵实物并对其公知的年代判断引发怀疑，是在 2015 年底至 2016 年初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兴纪胜——南宋风物观止”展览中。此次这件铜爵不远千里赴京参展，使笔者得缘对其做进一步的仔细观察与验视，并由此更加坚定了最初的判断。以下将从器物形制、纹饰、锈蚀情况、铸造工艺特征等几个方面，对所反映出的铜爵的制作年代问题，展开讨论。

一、器物形制

        宋代仿古铜器在器物外观方面极为重要、突出的特点，是其形制和纹饰通常呈现出“仿”古但不“搬”古的特征，即在外形与纹样的风格上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保持大体上的接近、相仿，但无法完全“照搬”，留“大同”而存“小异”，追其“神似”却遗其“形异”。最生动具体的实物例证，便是 1954 年杭州环城西路与两件铜爵一并出土的一件铜尊（图 2，此次也在首博“穿越”展中展出），我们可从中管窥宋代仿古青铜器外观特征的概貌。这件铜尊，高 29.5 厘米，口径 20.4 厘米，底径 14.6 厘米，外形上自上而下大体分为口颈、身、圈足三段；上段为口颈部，较高，敞口，颈部渐内收，口颈外壁的主体纹饰，上端为焦叶纹，下端为蚕纹；中段为器身，较短，与颈部等粗，器身外壁主体装饰纹饰为夔龙纹；下段为圈足，近底部略向外扩，圈足外壁亦装饰夔龙纹；从器口至圈足近底，纵向设有四道自上而下的扉棱（中间有断开）；在器物外壁的主体纹饰蕉叶纹、蚕纹、夔龙纹之间，铺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地章。这种造型的铜尊，流行于商末周初之际，通常被称为“三段式尊”，又由于整体外形与商周时期的铜觚近似，也被习称为“觚形尊”，如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早期燕国墓地出土的一件“单子工父戊”尊（图 3，现藏首博），便是商周时期此类型铜尊的典型代表。若将杭州环城西路出土的铜尊，与以“单子工父戊”尊为代表的商周“三段式”铜尊做直观比较，不难发现，前者虽然在整体形制轮廓、器表纹饰主题等方面与后者大略接近，但如细辨，仍能看出二者间明显的细节差异。比如在整体造型轮廓及器身各部位的比例关系上，前者缺乏商周铜尊的稳重、匀称之感，显得僵硬、别扭；器身上的四道扉棱，从扉棱的形状样式到其上的装饰线条处理，均与商末周初铜尊殊异；器身外壁的主体纹饰（蕉叶纹、蚕纹、夔龙纹）及地纹（云雷纹），各自构图样式与商周铜尊上的同类纹饰有差距，并且主体纹饰与地纹之间的凹凸对应层次关系不明显，“三层花”效果不突出，缺乏商末周初青铜器纹饰的气韵。总之，1954 年杭州环城西路出土的铜尊，其形貌与纹饰特征与商末周初“三段式”铜尊虽有大略相似，但细节差异仍十分明显，缺乏商周青铜器从形制、到纹饰以及二者浑然结合所散发出的凝重、沉稳、恢宏气质。它恰恰精确折射出宋代仿古青铜器的总体外观特征：对于商周青铜器的仿制，宋代仿品虽有所“本”，但不得其精髓，“形似”却“神异”，“貌合”而“魂离”，正可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传世品中最为知名的一件宋代仿古铜尊，当属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宣和三年铜尊，其外观形制及装饰纹样与杭州环城西路工程出土铜尊均大体一致，甚至大小尺寸亦接近（宣和三年尊，高 29 厘米，口径 17.4 厘米）。综合来看，杭州环城西路工程出土的铜尊，其年代被认定为宋代，当是准确、无疑的。

        宋代仿古青铜器在外观形貌方面呈现出既模仿古制又“小”异其趣的特点，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大体有二：第一，宋代仿古风气盛行，在铜器、瓷器、金银器等手工产品的生产制作上，流行模仿或借鉴商周古器之风。模仿制作古器物，需有样式范本，但古物实物在当时终究存世不多，多属皇亲贵胄、官员文士、富商巨贾等上流社会群体争相集藏的对象，普通百姓阶层难得一见。作为社会底层的手工业匠人，参与铜器、瓷器的仿古制作，以古铜器实物作为仿制样本恐非易事，应主要依靠当时金石学著录中的古器物图样。宋代金石学盛行，以《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为代表的金石书籍层出不穷，但这些金石书籍中刊载的商周铜器图样，由于技术条件限制以及传拓、摹画、刊印过程中的曲折、复杂，通常在外形轮廓、形制比例、局部纹饰等各个方面，无法对古器物的形貌把握做到精准、客观，往往失真、走样甚至演绎严重，这无疑对当时仿古器物的制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商周时期，青铜器制作主要采用块范法工艺，及至宋代，传统的块范法青铜铸造工艺早已失传，宋代仿古铜器的制作主要采用失蜡法。铸造工艺方法的根本不同，使商周青铜器和宋代仿古铜器，在外形轮廓、器身比例、纹饰风格等各方面的细节外观表现差异十分明显。

        我们再来看首博“穿越”展上的这件铜爵，其在外观形制上的基本特征为：帽呈菌状，较大且高，中间部分收腰明显；柱，立于鋬与流之间的口沿处；流与尾，均向斜上方扬起，尤其尾部，上扬更为明显；流与尾相比，尾显得较短，流较大而深；身呈桶状，下腹部与底，呈垂卵形，但底部无明显膨出；三足，每足呈刀形，略外撇，力度适中；以三足的足根部为界，如将爵的整体分为上（身）、下（足）两部分，则两部分几乎等高，在所占整器比例上接近于对等。整体来看，帽、柱、流、尾、身、鋬、足各部分，比例匀称，大小适度，外形轮廓秀美，造型美观富丽，身姿挺拔得体，气势恢宏，力度不凡。从形制外貌情况来看，它完全符合商周铜爵的外形特征，毫无造作之处、扭捏之感。

        根据对器物形制特征的观察把握，利用类型学的方法进行对比、梳理，我们不难将这件铜爵的具体制作时代稍加推断。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与此件铜爵在外观形制方面较为接近的出土器物实例，数量不在少数，可略举几例：1967 年发掘的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28 号墓出土铜爵 1件（28：6）和 87 号墓出土铜爵 2 件（87：7、87：8）；陕西扶风法门寺镇庄李村 M9 出土铜爵（M9：5）；洛阳唐城花园 C3M417 西周墓出土铜爵（C3M417：26）；洛阳东郊 13 号西周墓出土铜爵（M13：18）；2003 年洛阳瀍河东岸西周墓出土铜爵（C3M575：3）；2003 年洛阳东车站M567 西周早期墓出土铜爵（M567：19）。以上铜爵均为科学发掘出土，且均出土自西周早期墓葬，它们的制作年代无疑为西周早期。首博“穿越”展上的铜爵，在帽的形制、柱的位置、流与188尾的上扬程度及大小比例、腹的样式、足的高度与外撇程度、各部位的结构比例关系等各个方面，与上述所举铜爵基本一致或大体接近，基本符合西周早期铜爵的形制特点。因此，从器物形制角度判断分析，这件铜爵应为西周早期的器物，它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典型表征物之一，能够代表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最辉煌时期的造型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