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生及其明妃
喀尔喀蒙古
十七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早期
高41厘米、22厘米、22厘米
红铜鎏金
        莲花生大师也被称为“古如上师”，也即“宝上师”。这尊佛像中，上师以跏趺坐端坐于圆形莲座，身着精美僧袍、斗篷，背部、靴部折痕清晰，饰有金耳环和臂环。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托嘎巴拉碗置于腿上，碗内盛长寿瓶。一根描绘过的华丽骷髅杖立于佛像左肩。脸部和手部鎏金，发涂蓝色，嘴和眼经过绘制，看上去栩栩如生。头戴萨霍尔莲花帽，两边帽翼突起，帽子正中有太阳和新月图案，帽顶是半截金刚杵及一根鹰羽造型。帽上有红、黑、白、绿四色。传说莲花生大师是印度西北乌仗那人士，由藏王赤松德赞请至藏地，一路上降妖除魔，使他们皈依佛法。约790年，在藏王帮助下，莲花生大师建起了桑耶寺。他的无边圣力和对密宗经典的传教，使他在藏传佛教中具有极大影响。佛像左右两侧各有两尊女性造像，是藏王妃益西措杰和印度公主曼达拉娃。莲花生大师有很多明妃，这两个最为重要。两明妃都以半跏趺姿势坐于圆形莲座。益西措杰左手供奉宝瓶，曼达拉娃右手供奉嘎巴拉碗。两个明妃丰腴动人的身体分别向左、向右倾斜，与扎那巴扎尔所塑度母像不同。他们缠腰布，着披肩，松软地垂于大腿，绕过后背和基座，饰以繁复的珠宝——皇冠、耳环、项链、臂环、足链、腰带，足部、手部、脸部鎏金，眼睛、嘴唇着色。蓝色的头发一半绾成发髻，顶部用珠宝装饰，另一半自然披散于后背和肩部。跟莲花生大师的造像一样，这两尊塑像也用奉献板密封，板上鎏金金刚杵呈十字交叉，这是扎那巴扎尔风格塑像的典型特征。

绿度母
西藏
十四世纪
高32厘米
红铜鎏金 嵌宝石
        14世纪西藏塑造的绿度母，仍然鲜明地延续着尼泊尔马拉王朝的艺术烙印。其造像优美，装饰华丽，让人见之忘俗。弯眉细眼，双颊圆润，面容恬静祥和。左手结说法印，右手施与愿印，游戏坐姿，左脚下踩一朵莲花，姿态典雅端庄。气定神闲，双肩柔软，肢体圆润，显得妖娆多姿。度母身上的装饰极为精美，高高耸起的帽冠就十分与众不同，中间冠叶下承金翅鸟，上饰法轮。帽冠两侧有扇形冠结，这在帕拉造像和克什米尔造像中十分常见，不过这件绿度母上表现的更具装饰性。胸前的项圈、璎珞，手臂的臂钏、手镯装饰各色宝石，腰间的带饰上镶有一粒硕大的水晶。裙上花纹繁密细腻，如意形花纹内还刻有精美的动物纹饰。莲座背面，亦有精美纹案，其网格作底，莲茎缠绕旋转成环，内刻莲花承托吉祥八宝纹样。其装饰之精美给人以超乎想象的尊贵与华美。

四臂观音
喀尔喀蒙古 札那巴札尔
十七至十八世纪
高42厘米
红铜鎏金 嵌宝石
        观音菩萨是藏传佛教的主要神祇，也是佛教众多支派都供奉的神祇，是慈悲的化身。这尊精美的四臂观音像，属于蒙古札那巴札尔学派。
        札那巴札尔是梵语Jnana vajra(圆满智慧)的转音，藏文为“yeshe dorje”。札那巴札尔是17世纪晚期至18 世纪早期的一个蒙古喇嘛，他第一次参见五世达赖喇嘛的时候，也拜访了一些尼泊尔艺术家，并说服大批尼泊尔艺术家随他同返蒙古。这些艺术家接受札那巴札尔的艺术美学观点，创作出“札那巴札尔风格”的艺术流派——主要体现在造像艺术作品上。这种风格被蒙古艺术家不断模仿，直到20世纪。
        这一时期该流派的塑像在技术上臻于成熟，几近完美，比例精准而不僵化。珠宝首饰繁复多样，毫不乏味。莲台底部有独特的三圈环形，其上才是双层仰覆莲座，使塑像显得格外高大。蒙古造像不是整体浇铸，而是分体浇铸，再以铜钉组装。然后再以打磨、抛光处理焊缝，把铜钉隐藏，最后再厚厚地鎏金。
        蒙古博物馆有很多精美的札那巴札尔风格造像，世界各地的收藏品中也存有不少，但此尊造像无疑是这一艺术流派至为精美的艺术杰作，尤以四臂观音作为主体而言，无论从造像技术还是精美形式而言，这尊雕像堪称所有艺术流派作品中之完美杰作。恰到好处的身体比例，以及雕像的整体艺术审美使得这尊雕像无愧为艺术瑰宝。

自在观音
印度 帕拉风格
十二世纪
高18厘米
合金铜 错银 错红铜
        这尊精美的雕像充分展示了帕拉雕塑家的高超技艺，形状、线条，图案、色泽无不精致华美。像其他后期的印度东部非鎏金造像一样，红铜和银被用于提高塑像的亮度。菱形底座边缘饰以大量珠子，一圈嵌红铜的宝珠被同样嵌红铜的莲瓣环绕。精美的、卷曲着的叶子和花蕊，以嵌铜嵌银装饰，托起一朵盛放的莲花，花瓣也大量嵌银嵌铜，构成佛像的莲台。
        自在观音身着花纹图案的衣裙，裙带边缘间替镶嵌红铜、白银，以大王游戏姿坐于莲台，饰以大量珠宝图案，每粒都嵌以红铜或白银。佛像以顶着花朵的嫩枝为框架，花朵以红铜或白银镶嵌。璎珞和圣线以银珠构成，圆形花冠和腰带也间替饰以铜、银。
        约翰与贝兹福特收藏有一件与此极为相似的作品，从头饰上的小佛塔，和左边花朵中的宝瓶，可以判断是弥勒菩萨。这尊佛像左边花心所托之物已遗失，但极有可能是同样的物品。
        像福特中心的弥勒佛一样，这尊佛像也是分体浇铸，并且有基座。后一种工艺在印度东部的金属雕塑中并不常见，另外还有两尊东印度佛像采用了这种工艺。除了自在观音左边莲花中遗失的物品，这尊佛像可谓品相完美。佛像的脸部显示，他从未被埋入土中，而大多数的东印度金属塑像都曾遭遇这样的命运。事实上，佛像头发上的蓝色表明，这尊佛像大概在公元12 世纪穆斯林侵入东印度之前，就被带往西藏留存。

观音菩萨
中原
元代
高90厘米
铜 局部鎏金
        交脚观音菩萨坐像是元代中原地区喜闻乐见的造型之一。菩萨体量硕大，工艺精细，造形独特，颇具神韵。菩萨头挽高髻，头发丝丝毕现，戴宝冠，冠中有鎏金小化佛。其面如满月，弯眉细目，耳戴花坠，直鼻小口，两颊丰润，目微闭而含情，俯视着芸芸众生，似乎随时准备闻世间疾苦之声而前往救助。菩萨交脚端坐，双手自然下垂抚膝，神情自若，姿态典雅端庄。菩萨胸前饰缨络，中间是硕大的宝相花，两边有细密连珠，下方亦垂三条连珠。身着天衣、肩披霞帔，衣边领口包饰缠枝莲花，花枝精细柔美。衣褶自然写实表现出衣物轻盈的质感。菩萨手足丰满，将肌肤的质感表现得真实可触。细节处理精致独到，整体比例亦精当匀称，给人以回味不尽的美感。
        这尊观音像可与首都博物馆以及河南省开封博物馆所藏的两尊元代水月观音像比较。首博的观音坐像为青白釉瓷，1955 年出土于北京西城区。其面部神态，璎珞装饰都与这尊观音像极为相似。开封观音像为铜漆金像，131厘米高，其面部神韵，肢体表现与这尊观音像如出一辙。这两件博物馆的藏品均是元代观音像的标准造型，以此推断这尊交脚观音菩萨的年代也不会晚于元代。

燃灯佛
汉藏风格
清乾隆
高50厘米
合金铜 局部冷金 错银
        从清宫造办处造办佛像、法器的整个流程来看，宫中的造佛机构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即中正殿和造办处。作为佛像的尊像与法器的铸造和加工，其宗教意义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喇嘛的参与是十分重要，这就是中正殿的作用，其次才是由造办处各作完成的纯技术加工。
        中正殿喇嘛工匠与造办处工匠在成造藏传佛教尊像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可以接触到宫中大量新旧的“番”、“梵”造像，从中吸取营养成分；他们还可以直接接触到西藏、尼泊尔和蒙古来的优秀工匠，学习与交流技艺。更为重要的是宫中传统的高技术工艺水平的充足的资金来源，为藏传佛教造像的模仿和创新提供了技术和物质保证，所以清宫的作品与西藏相比，加工技术水平较高，宫中造像、法器细部加工光滑细腻、纹饰华丽精美，与西藏造像的粗犷简陋有明显的区别，宫中造像常选用名贵金属材料铸造和镶嵌，并装饰各类珠宝，以增加其豪华的效果，更显皇家特色。乾隆时期宫中藏传佛教艺术的繁荣离不开中正殿工匠喇嘛和造办处工匠的努力和智慧。
        宫廷成造的这些法器和佛像主要用于宗教目的，其宗教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他们的艺术性，乾隆帝对于佛像、法器的审美要求并不是很高，更重视的是它们宗教意义的阐发和对古德先贤的追思。
        通常人们习惯将此像定名为释迦牟尼佛，但考虑到他双手施转法轮印，不如称为“燃灯佛”更准确。燃灯佛因其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而得名。
        精彩的是其身上嵌银的花纹装饰，衣边领口嵌卍字不到头纹样，寓意万福无疆；袈裟上饰卷曲妙曼的缠枝花纹，加之沉郁的古铜色，袈裟宛如绫罗锦段织就，使佛陀显得更加华贵而庄严。

十一面观音
大理
十至十三世纪
高18 厘米
铜鎏金
        此尊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袒上身，项饰项链，双臂饰臂钏。斜披络腋。下着裙，衣质轻薄贴体，主尊双手和十，另有二手作禅定印，其余各手分别持铃、净瓶、宝印、金刚杵等等。结跏趺坐，台座失落。整体造像简洁明快是典型的大理国金铜佛像。
        也有人认为此像属于辽代的金铜佛像，尽管大理国和辽代时代相近。但辽代的菩萨像体态丰满，纹饰繁琐。菩萨的冠饰高耸，冠两侧必有下垂的长缯带，且在上面结数个花结。菩萨的衣饰比较繁琐，一般两三层，即使袒上身也必有帔帛斜搭而下。这种种细节在这尊像上并不具备。此千手观音像的袒露上身形式和双臂的钏环、结跏趺坐的脚型以及裙边等等细节和大理国佛像有很多相同的表现手法，整体看去，简洁明快，衣饰轻薄，面目清秀，和辽代佛像仍不可相提并论。因此定位于大理国的千手观音更为妥当。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具有鲜明的云南古代少数民族的艺术审美感和地方特色，存世量极少，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文物价值，堪称绝品。

弥勒菩萨
克什米尔
八世纪
高50厘米
合金铜 错银
        映入我们眼帘的这件弥勒造像为菩萨像，除宝座外，整件作品保存得几乎完美无缺。弥勒菩萨高髻，头著高冠，双手当胸，结说法印，其中右手持袈裟一角，笔挺端坐于宝座（已失）上，双腿下垂，自然舒展，跣足于莲花之上。人物比例协调、匀称，造型优美、自然，毫无矫饰造作之感，恍如天成。尤其是面部的刻画，将佛教赋予菩萨的特质—慈悲和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艺术家通过下视的双目、丰腴的双颐和微闭欲启的嘴角所传达的笑意，极富魅力。表现的仿佛既是一种历经磨难和不懈追求而最终证得佛果的神秘快感，又是一种沉浸于以慈悲为怀普度芸芸众生而获得的幸福之感，或二者兼而有之。这种笑意十分神秘，难以言传，令人充满无尽的遐思和甜美的享受。整个人物在宽阔雄浑的双肩、圆实的臂膀和双腿，以及略为夸张的宽大胸膛的衬托下，英气逼人，充满青春的朝气，与胸前纤细、灵巧的十指所传递的柔美之感交相辉映，使弥勒菩萨在英气之中传达出几许秀美，阳刚之中蕴含几许柔媚。服饰集精致华丽与俭朴大方于一体。高耸巨大的花冠精雕细琢，造型繁复，工艺精湛。与之相比，饰物和服饰则十分简洁，落落大方。修长的耳珰、圆形的项圈和手镯，以及胸前点缀的璎珞，造型简洁但不失精致，朴素而又不失华美。V字形服饰的表现与克什米尔艺术一脉相承，造型及其纹样简朴大方，光滑如水。装饰有意亮出双肩，下身不着一物，巧妙地衬托出身体的雄健之气，可谓匠心独运。
        从风格和技法来看，作品体现出浓郁的克什米尔造像风格特点，弥勒菩萨的双眼所嵌白银和唇部所嵌红铜便是克什米尔造像显著的特征之一。不过，与绝大多数克什米尔造像不同的是，此件作品的眼睛除嵌银外，还镶嵌有青金石，这种做法十分罕见。与此同时，部分学者认为，弥勒菩萨的宝冠和坐姿同时还受到了中亚佛教艺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