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网上展馆（点击进入）

        本展览以明代北京地区出土的文物为主要支撑，汇集了首都博物馆与十三陵特区明代万历朝文物的精华，以万历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生活等为切入。展览共分为三个大部分：“一位长期罢朝的皇帝”、“一个多彩的社会”和“一座豪华的帝陵”，突破单纯文物精品展的局限，运用博物馆的展览语言将上述问题展开，并构建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展览以出土的200余件万历朝文物，特别是定陵出土的文物为主要支撑，以物说事，以事说史，围绕万历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科技文化、书画艺术等，勾勒明代万历年间全景式的社会画面，折射明朝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将人们所熟视的规律与结论在博物馆展览的叙事方式下重新审视。
        神宗三十年不上朝的原因，说法很多，包括沉湎酒色、身体有病等表面原因。深层次原因则是，在“世间已无张居正”的时代，神宗既要切实处断国家日常行政事务，又要介入内阁、六部以及言路各方之间的冲突，常常是莫衷一是；关键是神宗自己与士大夫群体在国本、内帑、矿监税使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臣僚以制度架构（内阁、言官谏诤等）及礼制、名节等为武器与神宗抗衡，神宗不能无所顾忌，但也不甘后退，为能得遂心愿与欲望，采取的办法就是消极“罢工”——不上朝、不举行经筵日讲、不批奏疏等。当然还有心理因素，童年时期母亲严厉的管教、威权空前的首辅张居正的阴影等，反叛后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展览中的《帝鉴图说》就是张居正为教育年幼的皇帝而亲自编制的教材。如果续编《帝鉴图说》，《帝鉴图说》的第一个读者——明神宗必定会被收录，不过是编在“狂愚覆辙”这一部分。而教材的编制者去世后也被神宗所清算。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剧：首辅靠不住、教材靠不住，其实都是因为皇帝靠不住。
        神宗的外祖父李伟夫妇墓及神宗妃嫔墓所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都是首次展出。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形象直观地了解万历朝外戚及宫闱的奢靡与淫逸。展览中有一个定陵出土的带柄金罐，有磕碰和磨损痕迹，木柄因长期烟熏而黑光发亮，侧面有“尚冠上用”铭文，底部有“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八成五色金重二十二两四钱”，合895克。这是神宗生前煎药用的药罐。神宗一生体虚多病,经常服药，这陪葬的药罐也算是一个佐证。
        政治的腐败、王朝的没落似乎只停留在庙堂之上，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展览中的丝织品、民窑瓷、外销瓷（克拉克瓷）等见证了万历时期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鸦片战争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短暂高峰即发生在万历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来到北京，向神宗进呈圣像、圣经、《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等。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利玛窦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如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间隔了整整250年，这个数字不乏嘲笑和令人扼腕的意味。我们耳熟能详的《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农政全书》、《金瓶梅》、《西游记》、《牡丹亭》、“三言二拍”以及文学上的竟陵派、公安派等皆出于这一时期。而书画艺术千峰竞秀的流派更是不胜枚举。这是一个开放、追求个性、活泼开朗的时代，而且成就斐然。政治与社会看上去似两张皮，似朝着两个方向前行。反差的张力是如此之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白寿彝先生在编写《中国通史》的时候，曾经讨论：为什么晚明时代政治却那样腐败，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却那样繁荣？资本主义萌芽说、社会转型说无不于此有关。答案有很多，展览中只能是描述现象，提出问题，如果观众能带着问题、思考着离开展厅，这就是展览成功的标志之一了。为此，展览以“一位长期罢朝的皇帝”、“一个多彩的社会”为标题，提醒观众，看上去不兼容的两个现象发生在同一时空，两者之间必定有某种内在关联。
        请您走近万历朝，回望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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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
        神宗以清算张居正为亲政的基础,树立帝王的权威,亲政初期即有“三大征”的斐然政绩,从中也可看出神宗对权力的欲望,不缺决断重大机务的胆略,而非一个平庸的皇帝。然而,神宗有近三十年不临朝,与外廷几近隔绝。是因为身体的虚弱?还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官僚群体的不满？王朝的统治危机很快到来。在明成祖长陵的神功圣德碑上,清嘉庆帝写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启之愚呆”。反观明太祖对元失天下的警觉和论说,同是“家天下”的主人身份和鼎革易代的胜利者,明太祖和嘉庆帝看到的是帝王勤政对江山永保的重要性。

万历时期货币
        嘉靖时期，白银正式成为法定货币。万历前期推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进一步推动了白银货币化、扩大了商品市场。明后期，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拓展，白银流通范围日益广泛，需求日增。然而一些士人看不到国内白银市场供求失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以白银供不应求、“银力竭”为由，反对以银为货币。
        万历中期，市场对白银大量的需求，兼之军事、日常、官俸开支加剧，白银不足的现象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终出现了“银荒”。开采银矿是增加白银供给的途径之一。明代白银的开采主要是官方设场采炼。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四十八年，明廷进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银矿开采。神宗派出内廷宦官，以“矿监”和“税使”的名义在全国范围督采银矿。因无一定的制度，收获矿银无多，且矿监和税使的岢征暴敛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引发所谓的“万历民变”。明代后期所需白银更多的是由国外流入。隆庆、万历时期，世界白银生产达到高潮，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携美洲的白银购求东方的产品。中国以出口茶、丝、瓷器为主，换回的大量白银进入国内市场流通。这一过程为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一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产自日本、美洲、西班牙、葡萄牙等地。据估算，从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产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的大约有18970万两—27100万两左右，而有明一代中国国内白银开采的总量仅约为2600余万两。
        一般认为，万历银钱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应为流通货币，反映了白银渐成市场中主要流通的货币。按明会典记载的比价推算，万历通宝（背矿银）一钱值铜钱八十文。当时主要的商品、薪酬皆以白银作价。万历年间北京一个普通劳动者，如果从事的是非技术性工作，日薪约为0.03－0.04两，某些劳动强度较高的工种可达0.05两；具有专门技术的工匠，日薪稍高，约为0.05－0.07两。万历五年白米每石0.8两，万历二十年粳米每石1.4两（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188.8斤）。由此可略知万历朝的物价及普通人家之收入情况。

万历时期的书画艺术
        明代后期，社会变革、个性解放的思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书画艺术的创作。该时期很多书画家创作出大量风格鲜明、率意放任的作品，流派纷呈、风格各异而且成就较高，在书画史上形成了一段引人注目的、灿烂而短暂的艺术转型时期——“隆万之变”。

社会生活
        工商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为明代后期的奢靡之风提供了更丰厚的物质基础;政治环境的多变以及思想求异、文化多元的时代趋势,又打破了雅俗的界限,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从居家格局至日用玩好,或追慕雅情逸趣,或务求精致瑰丽。明代后期的社会生活渐从勤俭、质朴向享乐、浮华转变,民间与宫廷的高消费互相激荡,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未能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导向健康的方向。

明十三陵
        明代帝陵分布多处，其中有13座帝陵位于北京昌平境内的天寿山南麓，世称十三陵。成祖在此选定陵址后，改原黄土山名为天寿山。燕山余脉至西北高原逶迤而来，在此曲折环绕，成为一道天然屏障。中间的盆地广袤宽阔，温榆河在盆地中缓缓东流。在盆地的东西两侧有蟒山、虎峪山对峙，形成“龙虎抱卫，主客相迎”之势。四面群山环抱、风光绮丽的环境，正合风水术士所极力赞誉的“山川大聚”的帝陵风水形胜。
        依“视死如生”的观念，帝王的陵寝仿照其生前所居之都城和宫室营建，因此《吕氏春秋》记载国王修建的“陵墓若都邑”。相比之下，明代帝陵在此方面更为突出，其陵宫布局、结构模拟“前朝后寝”的宫城格局。每座帝陵都包含神道和陵宫两部分，红墙黄瓦、楼殿参差，宛若仙宫，处处皆体现了帝王至高而尊崇的地位。
        万历十一年（1583）春，神宗至天寿山行春祭礼的同时，开始为自己卜选陵址。经反复查勘，于次年秋卜定大峪山为寿宫吉地。工程历时六年，于万历十八年完工。
        定陵是预营之寿藏，样式、尺寸都由神宗亲定，相比其他诸陵规模较大，且工程细致、用料考究，唯长陵、永陵可与之比肩。营造定陵共耗银八百万两，而当时朝廷岁入不过四百万两，除支用国库帑银，还新开“事例银”，即允许百姓向朝廷纳银买官或给予科场优待。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故，十月三日入葬玄宫。一起入葬的还有神宗的孝端、孝靖两位皇后。明代盛行厚葬，提倡“厚葬以明孝”。经考古发掘，定陵的随葬品多达3000多件（套），包括丝织品、衣物、金银器、铜锡器、瓷器、琉璃器、玉石器、漆木器、首饰、冠带、仪仗、谥册等，品类繁多，精美绝伦。

		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纹衮服 十三陵特区定陵博物馆藏         衮服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庆典活动时穿用的礼服。此件衮服的主体纹饰为十二章纹：龙，遍布全身，共十二个团龙，在每一团龙的两侧，分别饰有轮、螺、伞、盖，或花、罐、鱼、盘长八吉祥图案中的四种，自成一个完整的图案；日、月饰于左、右肩部，星（五色）平列于后肩部；山饰于后背部；华虫（雉鸡）饰于两袖上部；宗彝（画有一虎一蜼的祭祀礼器）、藻、火、粉米（白米）、黼（斧形）、黻分别饰于前襟和后背的上、中、下三团龙的两侧，左右对称。十二章纹寓意丰富，龙意味着应变；日、月、星辰意为“三光”，取照临之意；山象征着稳重；华虫表示五彩华丽；宗彝取其威猛机智；藻为水草，取其洁净；火代表光明；粉米是滋养之意；黼和黻意味着从善背恶和决断明辨。十二章纹包含了至善至美的帝德，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临之内”。除十二章纹外，还有“卐”字、“寿”字、蝙蝠和如意云纹遍布全身，寓意皇帝“万寿洪福”。
		乌纱翼善冠 十三陵特区定陵博物馆藏 　　翼善冠又叫折角向上巾，是明代皇帝日常视朝时所戴，因其“转角不交向前，其冠缨像‘善’字”而得名翼善冠，“翼善”也是对帝德一种期许和褒扬。该冠以细竹丝作胎，髹黑漆内衬红素绢，外敷黄素罗，外层以双层黑纱作面，故称乌纱翼善冠。冠形由“前屋”和“后山”两部分组成，“后山”之前有金制二龙戏珠饰件，和“前屋”的交界处以金制的镂空束带为装饰，多处镶嵌珍珠、宝石。冠后圆翅状的“折角”以金片卷制边沿，覆黑色细纱。“折角”插在倒“八”字形的筒式插座中，插座上饰有升龙、三山图案及“万”、“寿”两字。乌纱翼善冠既寓意丰富又极尽华丽、堂皇。
		银锭　 十三陵特区定陵博物馆藏         明代赋税，有本色、折色之称，以米、麦交纳称本色，而将税粮折成金、银、钞、钱、绢、布、漆等交纳，谓之折色。正统时，明廷把江南的田赋折成银两，解入内承运库，专供宫廷之用，称为“金花银”。金花银原额为每年一百万两，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强令加进二十万两。万历九年通行一条鞭法：“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银锭铭文记录了所解府、州、县名及年代和重量，甚至少数还刻了知州、知县和银匠的姓名。这些银锭大多注明是解京库银、京库银，有的还特别标明是米银、折银、金花银。专供内廷开销的金花银远远不敷使用，神宗及皇后丧葬用银不得不由国帑支付。
		行草七言诗轴　明　米万钟 首都博物馆藏         米万钟（１５７０－１６２８），字仲诏，号友石居士，原籍陕西，后迁居北京。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进士，自称为宋代书家米芾后裔。米万钟书画皆善，其书法主要见于行书，学米芾，谓得米芾家法，字势易米之纵放为横撑，大幅行草多见枯笔、破笔，较南方书家有豪放苍朴之气，雄踞北方书坛四十年，与邢侗、张瑞图、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家。此轴书法奇纵放逸，闲散平实。行笔迅疾潇洒而又牵萦连属，顾盼呼应。结体宽博，不失丰劲。
		朱小松款雕竹松鼠纹盒 首都博物馆藏         朱小松是晚明嘉定派刻竹高手,有较高的绘画造诣,善于透雕和高浮雕。此件竹雕的盒身、盒盖通体饰以过枝高浮雕松树纹,浅浮雕卵石状松树皮,并以犀利密实的细线刻划出放射状的松针。盒盖上浮雕三只松鼠,神态活泼可爱,顿使虬枝老干间充满生机。盒身松干上刻“小松”款。
		青花梅瓶 十三陵特区定陵博物馆藏         此梅瓶出自定陵帝、后椁的两侧，形制为小口微侈，束颈，广肩，瘦腹，平底。均有覆碗形盖，顶有圆钮，下有孔眼，盖内顶部有空心柱状体。白地青花，器身上部和下部饰变形莲瓣纹，中部绘二升龙及缠枝番莲纹。盖钮及顶部饰变形莲瓣纹，盖侧壁饰二龙及番莲纹。肩部有“大明万历年制”款。
		刻云龙纹金漱盂 十三陵特区定陵博物馆藏         此盂出于孝端皇后棺内,外壁与内底俱刻二龙戏珠纹。外底刻铭文三行:“大明万历辛丑年（1601）银作局制八成色矿金沙地云龙漱盂一个重十两经管官蔡奉银匠刘刚”,合373克。
		五彩人物故事图盆 首都博物馆藏         此盆形制为窝角八棱形、宽板沿，口沿部间隔排列“王羲之爱鹅”与“林和靖爱鹤”图案。内壁及内底均绘“王羲之爱鹅”故事图案,共13组。外壁绘花托八宝纹,通体施红、绿、黄、紫、褐诸彩,色彩艳丽。此盆体现了万历时期瓷器构图饱满、布局繁密的特征。外底书“大明万历年制”青花双圈双行楷书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