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文物局

考古挖掘现场

12月15日，离成都宽窄巷子不远的下同仁路考古发掘现场，出土大量佛像等文物

        近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下同仁路原成都水表厂意外发掘出100多件精美佛造像，年代大多为南朝时期，是成都近年首次出土如此大规模的南朝佛造像。由于历史上南朝时期的佛造像存世实物极少，因而这批佛造像弥足珍贵。

        今年9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原成都水表厂厂区空地进行例行发掘。11月中旬，当工作人员对全部厂区展开考古，在一个编号为H3的灰坑里发现了上百件石刻佛像。另一座灰坑中，则埋藏了大量唐朝时期的罗汉头像。

        考古现场工作人员易立介绍，这些石刻佛像包括单体佛、菩萨、天王像，也有背屏式组合造像。虽然大多残破，但仍能看出造型的精美和精湛的雕刻工艺。“尤其是一件背屏式造像，刻有南朝‘梁天监十五年’发愿文的题记。另一件单体倚坐式托塔天王像，在国内极为罕见。”这些造像均为红砂石质地，个别造像还有贴金。

        在成都市中心为何会出土如此大量的佛造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佛教考古的张雪芬介绍，这是因为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中国十分盛行。南朝最富庶的地方就是首都建康 (今南京)和四川成都，经济的发达，让成都的佛教文化也相当兴盛。此次在下同仁路发现大量佛造像，说明这里曾经有过规模宏大的寺院。

        然而，与北朝云冈石窟等佛造像的丰富遗存相比，如今存世的南朝造像实物资料极为稀少。张雪芬说，也许是建康地区的佛教形态以金铜像或壁画的形式存在，只是战乱中没保存下来，或者还未被今人发现。而四川最近几十年，考古人员陆续在成都西安路、商业街、宽巷子以及新都新繁、茂县等地发现过南朝佛造像，数量大约七八十件。

        不过张雪芬说，此前的造像出土缺少科学考古发掘的依据，而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不仅有南朝题记的石刻，还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层位关系，为进一步认识南朝造像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

        100余件南朝佛造像集中出土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就怀疑这里曾经有过寺院，只是目前尚无史料佐证。16日上午，家住下同仁路附近的73岁的袁光培说，他的祖辈曾告诉他，“宽窄巷子附近以前有过好几座寺庙。”袁大爷家住成都画院对面，距下同仁路不过百米，“我记得小时候住的大院有一个气派的照壁，上面就有一个大大的‘佛’字。”在他印象中，这个院落的厢房里，有的房梁上还残存着一些镏金的佛家八宝图。

        通过查阅《成都通史》等史料，发现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成都的确兴建了大量寺院，成都城内有史可考的寺院有43所之多，其中大慈寺、多宝寺、龙居寺、正觉寺等榜上有名。考古人员介绍，宽窄巷子附近能够一次出土如此大规模的佛造像，可以推断如果这里曾经是寺院也是华丽恢宏的。

        此外，考古发掘现场现存的一段古城墙也颇让人感兴趣。这段已被考古人员确认为是唐代晚期修筑的罗城西墙，和这处佛造像出土遗址有没有什么关联？工作人员易立介绍，出土的佛造像年代跨越南北朝和隋唐。从考古现场来看，这段城墙恰好在遗址区旁。在城墙和护城河的外侧，遗迹堆积破坏严重，但城墙内就保存较好。这次出土的地点，恰好就在城墙内侧。因此，可以推测，是当年的唐代罗城保护了这处我们仍在佐证中的寺院，而在寺院遭到破坏以后，又恰到好处保护了这处古遗址。

        12月15日起，这批出土的南朝珍贵佛造像，已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开始修复。有意思的是，这些放在箱子里的佛造像居然用保鲜膜封得严严实实。原来，石像出土处相当湿润，为免冬季佛造像干得太快石头开裂，只能先做“皮肤保湿”。

        文保中心副主任白玉龙介绍，这批佛像中有的还残留着彩绘、贴金，一不小心就容易脱落。后期，工作人员将通过专业技术，让这些残留的“化妆品”能够稳定下来，不再轻易“掉妆”。

        在文保中心还看到了“国内极为少见”的单体倚坐式托塔天王像，遗憾的是天王头部的上半截已经残缺。白玉龙说，这些佛造像在经过环境控制、表面初步清理、缓慢干燥、清理、修复等工序后，将开始拼对和复合，因此有的残像将有望复原原来的风姿。

（信息收集、编辑：杨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