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明明 转自：2012年8月4日《北京晚报》第25版五色土周末阅读）

《论中华民族》
高凯军 著 文物出版社

        综合运用地理学、气象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资料，从地域特点和长城兴废的角度探讨了中华各族内向发展、互补依存和逐渐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揭示了华夏-汉族-中华-中华民族演进的阶段性和表现为“先多效应”的内在规律。

        如果说长城是伟大的，大家都能接受；如果说长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等负面影响，大多数人可能不好理解。一分为二看长城，既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排斥，也要看到矛盾双方的联系和统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鲁迅先生早在1925年发表的一段名言，或许是长城问题上存在着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长城的修筑“从来不过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是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尽管还要保存它……何时才不会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58页。)只有站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角度去解读这句话，才会有醍醐灌顶之感。

        近读高凯军先生新著《论中华民族》（文物出版社2012年修订版）,提出了“从长城的兴废看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等理论，我找到了一分为二看长城的详尽依据：首先，劳动人民勤劳血汗筑成的长城，在历史上保护了农耕民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与文化，为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先进族群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由于历史上存在“内诸夏外夷狄”歧视和排挤少数民族的大汉族倾向，对后世产生了消极影响，如魏晋时期的邓艾、郭钦等，在面对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并已经长期同汉人融合的生活现实，不切实际地主张把他们赶回到边疆去。但是，由于东汉至魏晋全球气候转寒，当时的生产力和生存条件低下，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已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历史趋势。历朝政府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交替产生出长城被重视和被忽视两种政策取向，而被忽视时期，往往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发展时期，北方的渔猎、游牧族群在攻破长城阻隔后，又被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和更早融合的众多民族所融合，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先多效应、内向发展”和文化认同规律，先进性和多数主导的效应，对中华民族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论中华民族》引用大量史实，证明了民族融合的历史主流，中华民族的雏形在唐代就已经形成，比传统的说法大幅度提前，客观上有力驳斥了把长城以北的民族看成是“外族”或“征服王朝”，使人们能够更全面更正确地了解长城的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

        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最早建于西周早期，周文王派南仲到周原朔方筑城以防被赶走的游牧民族再度南侵。战国时期，燕、赵、秦等列国，也纷纷“拒胡”以筑长城。秦统一六国，把北方长城连接起来，至西汉又把秦长城延长到玉门关以西一带，东起辽东、沿黄河河套以北，经阴山、贺兰山，在比后来明长城大幅度靠北一线，修建长城达两万华里。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凡是重视修长城的朝代，国家的版图都不如几个著名的忽视修长城朝代大。如兴盛时期的唐朝、元朝、清朝。唐太宗十分蔑视以长城阻碍民族融合，他甚至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这里的“中华”已经是经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不断加入的少数民族。元朝推行汉法，北京的国子监和孔庙，皆为元朝所建。清康熙皇帝实行团结汉蒙回藏各民族政策，认为修长城已无意义，强调惟在“众志成城”。

        毛泽东同志1936年2月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在伟人眼中，长城在这里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防线，长城内外“莽莽”无际，都被看作是“北国风光”。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先多效应、内向发展”和文化认同规律作用下，以汉族为主要民族并融合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族群。在中华民族内向发展过程中，先进的核心族群，必然对处于少数、落后的族群产生影响，最终达到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共同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一分为二看长城，应用到长城修复工作中，也具有积极作用：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为了旅游而大兴土木，保存好各处长城遗址的现状，原汁原味，“不再给长城添新砖”，或许是最明智的选项。

        作者系正阳门管理处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