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论中华民族》一书  徐 自 强

转自《首都博物馆丛刊》第24辑

    2009年秋，首都博物馆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在中国民族文化馆、中央民族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湖南省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院、贵州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院、西藏博物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商店、广州博物馆等十多家文、博单位的支持下，举办了一个很好的展览“多彩中华”。
    该展览运用丰富多彩的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我国56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集中展现在世人面前。它既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各个民族自身的特点，又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伟大成就。可以说，“多彩中华”的成功举办，为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保存与发展又书写了一部新篇章。这对我来说则是又受到了一次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后，又在同年10月的《中国文物报》上读到了高凯军先生的《从地域特点看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文，感到有新意，很受启发。同时，又觉得文中的很多观点与见解与笔者正在修订的《中华远古史概论》一书的观点，有很多相同或相近之处，真可谓是“不谋而合”。故此，经过进一步的了解，才知道该文不仅是“多彩中华”展览图籍中的一篇指导性的论文，而且还是作者即将出版的专著《论中华民族》的简要介绍，故有了翘首以待之念。
    近日，终于看到了由文物出版社于2010年4月出版的《论中华民族》——“从地域特点和长城的兴废看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下简称“论民族”)一书。该书正文9则，加上跋和索引共11部分，篇幅369页，文字近30万，插图83幅，图表12种，可谓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粗读一遍，感受良多，不揣简陋，撰此书评一篇，以求教于作者与时贤。
    该书的突出特点，笔者认为主要有四：
    一、切入视角新颖
    此类论著，据笔者所见数量很大，古往今来，至少在数百种以上。现仅据费孝通教授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附录二，刘毓尧编订的《“中华民族”研究论文索引》统计，就达到222种，该索引论著中从书名上就明确标出以“地域”等特征入手进行论证者则极为少见，甚至是无。但此书，正如作者在其“结论”中(P315)所言“本文为了探索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选择了就‘地域’特点入手。”可以说，作者从论述的一开始就抓住了一个带“本质"性的新视角，新切入点，给读者以新鲜感，使人进入立刻就想翻阅的境界。
    所谓“地域”，简言之，就是指地理条件，自然环境。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变化都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地球上一切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地域(即空间)，有生命的物质(植物、动物、人类)更是如此。这是人类和其社会存在的前提。中华民族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形成与发展的，在论述时，更离不开对自身存在的“地域”的了解。可以说“地域”对人类的影响，一般说来是对其变化发展的“限制”与“制约”作用，多属量变的范畴，其作用的大小，因条件的不同而异，但有时候其影响与作用则是决定性的，是质变性的。
    作者以“地域”特征作为切入点，论述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时，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1)“中华大地的外部屏障决定了中华各族发展的内向特征”(P315)；(2)“中华区域的地形、地貌、资源和气候的多样性，导致了以华夏——汉族在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率先发展起来的农耕经济为核心的六大经济区的形成，从而决定了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互补依存关系”(P316)；(3)“在核心经济区先进经济、文化的吸引力和全球性趋于寒冷的气候波动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北方少数民族逐波南下成了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因此华夏、汉族从狭隘的民族观念出发所修筑的长城屡次被突破，特别是清朝入关并统一全国，突破和废弃了明长城这道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分割胡汉的防线，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P316)。
    这些论述基本上是可取的。故此，作者把中国“地域特点”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形成为一种基本上可以成立的认识，或者说形成了一种言之有理的“一家之言”是值得称道的。
    二、取材丰富简洁
    材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是产生一切认识的出发点和形成结论的落脚点。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语，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一个科学结论的形成，必须有大量的科学的材料做为依据，其认识才能称之为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
    作者在《论民族》中采用的材料既丰富而又简洁。所谓丰富，主要是指取材的范围广泛，既有众多的文献材料，包括文字形成以后，后人用现行文字记录、整理的古代传说中的留下的史料文献，如文中常引用的《尚书》等(P52);也有近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材料，如稻、粟等食物材料(P19)，铜器、画像石等艺术材料(P199)，尤其是其中的甲骨文、金文、简牍等文字材料，更是不可阙如的部分。
    所谓简洁，是指作者在取舍使用这些材料时，不是泛举大量的例子，堆砌材料，而是从需要出发，择其精者，点到为止，以说清问题为原则。如：讲到农耕文明稻作的起源时，只是总的指出长江下游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桐乡罗家角遗址、杭州附近的跨湖桥遗址为止(P18)；粟作的起源，只讲到河北磁山文化和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为止(P19)，不再作更为具体的引证。在讲到“三代”民族中的“夏”时，只提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和遗物(P27—29)，讲到周代时只举出一批铜器和铭文(P48、49)等为止，也不作更多的考证分析，从而使行文简洁流畅，易于明白，容易接受。
    三、结构层次清晰
    首先，该书在论述中华民族“发生、发展、形成、演进”这一大问题时，将其分为层次和时期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层次是讲中华民族产生、形成、演进的外在条件、客观背景，以及所处的地域特点和民族本身的内容：时期是指中华民族形成、演进的阶段，如华夏族、汉族、中华、中华民族等，从而把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其次，在论述中华民族的演进过程时，第一，将其演进内容分为华夏、汉族和中华民族三大阶段；第二，论述中华民族是在农耕和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下，在古代各氏族、部落的交往中，逐步汇聚、形成的。它包括了在新石器时代创造了大量古文化的先民(如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齐家文化(P22—23)的主人，尤其是经过初步汇聚的创造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先民。正如作者所述：“尽管‘三代’不同源，他们最初的生活区域和生产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们为谋求更适宜的生存环境，先后汇集到黄河中下流域地区，都因地制宜地开始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农耕生活，而且三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着密切的替代和继承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大同而小异的发展趋势，即出现了文化趋同的现象。”(P31)“应该说，这种在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的大同而小异的物质文化面貌，为夏、商、周三大来源不同的部落集团最终融合为统一的华夏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到春秋战国时期，使华夏族形成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观念。按《尚书•禹贡》的说法，大禹治水成功以后，根据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土壤类型、山川物产等制定了‘九州贡法’。……其中对九州的划分贯穿了九州一统的思想，所反映的主要是对‘三代’农耕经济地理分布情况的认识，故又被称为‘三代九州’。九州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和前述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化圈大体吻合，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由夏、商、周三大部落集团融合而成的华夏族对自身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认识”。(P32)
    由此可见，华夏族的形成是在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主的地区，生活在该地区及其周围地带“一万”个以上的远古先民(即古代氏族、部落等)在长期交往中，互相吸收、补充后，逐渐形成的。古史传说中夏代时的“万国”(实际上这时所谓的“国”，就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自谋生存发展的一个氏族或部落)林立；、商代三千、周代八百的诸侯称雄；战国时的七国争霸等等，就是华夏族形成的一个生动写照。第三，汉族的形成是在更大范围、更多古族认同的反应。秦朝统一帝国的建立，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建置了三十多个郡，据湖南里耶出土的大量秦简可知，湘北湘中一带也建立了秦辖郡制。汉时，在扩大疆土、发展经济、统一文化等推动下，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秦岭南北的大山大川都是更多先民、古族交流融合之所，从而汉族形成了。如作者所言，“无论是若干部落集团融合为统一的民族，还是一个民族吸收本族以外的民族成分，归根到底，都是由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各方或彼此在经济、文化上的趋同。”(p59)“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地理环境的特点使汇集到这里的不同部落集团先后转向农耕经济，并在语言和思想文化方面打上了深刻的农耕传统的烙印。”(P68)“在华夏经济、文化强大凝聚力的影响下，原来因经济、文化落后而被视为蛮、夷、戎、狄的楚、吴、越和秦的经济文化逐渐达到甚至超过了中原‘诸夏’的水平，也融入到华夏族中来，从而使华夏族人口到秦统一时已增加到四千万。就战国至秦汉时期来说，‘诸夏’的统一和华夏族的发展壮大，为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华夏族则构成了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的最初核心。”(P69)由华夏族演进为汉族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作者认为概言之有四：(1)“政治统一和疆域扩展为华夏向汉族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为中国封建社会向第一个鼎盛时期——两汉王朝的出现以及在这四百多年间华夏进一步发展成统一而强大的汉族奠定了物质基础。”(P71、75)(2)“移民政策为华夏——汉族的自身发展和吸收少数民族成份创造了条件。”(P75)(3)“文化政策巩固了华夏——汉族原有的语言、文化基础。”(P81)“这种文化历久不衰，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基本观念，如中华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荣辱分明的道德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人同自然的关系。”(P96)“重农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汉族人口的增长。”(P97)“秦汉时期郡县体制内的人口也就是华夏汉族的人口之所以从秦初的四千万发展到了东汉后期的五千六百多万的规模，除了华夏——汉族人口自身增长外，还陆续吸收了不少周边少数民族的成份，如前边提到的匈奴、乌桓、氏、羌、蜀、楚、越、哀劳等,都为汉族的发展或多或少注入了新的血液。”(P103)总之,“秦汉王朝的政治统一意图和所作努力代表了先秦列国的共同愿望，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所以才最终获得成功，并推动了华夏向汉族的发展。”(P103)
    第四，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中国土地上神州范围内更大规模、更多人口内的认同，如从源头华夏族肇始算起，至少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就其中中华民族出现而言，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简言之，它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的两个时期。自在阶段大致从隋唐时期开始，自为阶段大致从近代鸦片战争(1840)以后开始。我们还是先看《论民族》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吧。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从分裂走向统一，从混乱走向秩序，从多民族的矛盾、斗争和交流走向融合并孕育中华民族雏形的时代。”(P204)“胡、汉融合的现实不仅使隋、唐王朝顺利地完成和巩固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也使从隋、唐的统治者和广大民众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民族观念，开始给这个由胡汉融合而成的新族体冠以‘中华’之名，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最初认同。”
    “‘中华’一词，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的天文学领域，是取‘中国’和‘华夏’的首字复合而成，用来指称中原地区上方的星宿。后来，中华一词又被引申为原居中原地区的汉族，……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进入中原的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语言、文化和习俗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胡、汉融合已经很深，所以像苻融那种自认夷狄的观念到鲜卑人这里则为之一变，鲜卑统治者开始以中华正统自居。……隋、唐统治集团作为民族融合的群体，就更顺理成章地接受并认同了中华的民族观念。唐太宗在总结其民族政策成功经验时曾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见《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条)。在这里他将‘中华’与‘夷狄’对举，用的无疑是民族概念，‘中华’不再是专指传统意义上的汉族，而是指以汉族为主体融合诸多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新的族体，其中就包括如前所述的南、北方少数民族合计约640万，约占唐朝在籍总人口峰值的10％强。因此，可以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到隋、唐时期正式形成了早期的中华民族，尽管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但‘中华’一词所指已经是涵盖了现代民族概念所具有的如经济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和主、客观方面的民族认同等基本要素。”(P21l—212)
    作者在上引长文中论述的“中华民族”最早形成于隋、唐时期，为其早期阶段的观点，笔者认为是有理有据的，是可以成立的。可以称为“一家之言。”但笔者认为这个阶段的中华民族只能是“自在”的中华民族，而且是其早期阶段，与演进为“自为”的“中华民族”尚有相当的距离。
作者又指出“中华民族的本质是汉族与进入黄河、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相融合的产物。由于中华民族的内向迁徙、交流与融合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汉族也因少数民族的加入而在不断地变动和发展壮大，所以，此后，陆续进入中原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及其在中原所建立的五代、辽、金、元、清等在政治上都以正统自居，在民族成份上，也许是出于民族自尊的考虑，都只认中华民族而不自认为是同化于汉族。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当了统治者说了算，也是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族由于又有新的民族成份加入而确实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汉族了。”(P213)
    作者在此所述的中华民族，虽然在地域上有了很大的扩充，人口上有了很大的增加，文化、语言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融合，但笔者认为其经济所具特征仍是属于“自在”阶段的民族，可称其为第二阶段或晚期阶段。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为”的过渡，是在近代时期，即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展开的，可以说这一阶段又经历了一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和彻底胜利，这个过渡才基本完成。
    对此，我们再看看《论民族》作者对此问题的论述。他说：“费孝通教授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所作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提到了一个重要观念，即中华民族有一个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地民族’的发展过程。他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同时他还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同时又是以汉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这个观念客观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最终结局，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是，关于‘一体’的内涵、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原因和步骤，还值得深入分析。我认为，长城的突破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确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刺激作用。所谓‘一体’主要是指政治一体和民族一体。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并非同步进行的。例如废除了长城，统一了全国，实现了中华各族的政治一体化，但国内各族群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仍然存在，故而还不能说实现了民族一体。只有在外国列强入侵面前，这种矛盾方退居次要地位，而一致对外的民族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激发了中华各族群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和共同利益的广泛认同，从而才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终确立下来。”(P257)又说：“一般说来，不同族群在共同的敌人入侵面前，更容易求同存异，团结抗敌，结成更高层次的民族统一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工业革命的广泛开展，世界资本主义处在更大规模的上升期，先发展起来的欧美和后起的沙俄、日本等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征服殖民地的活动日益疯狂，尚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成了他们侵略、占领和瓜分的主要目标之一。英、法充当了侵略中国的总先锋，沙俄步其后尘大肆侵吞中国领土，日本的野蛮侵略和占领等给中国各族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从反面刺激了中华各族人民的觉醒，逐渐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才能克服亡国灭种的危机。所以，无论清政府坚持抵抗还是后来转向投降卖国，中华各族人民都一直坚持着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强化了由几千年来形成的密切经济文化联系和强大凝聚力，以及休戚与共的共同民族意识。”(P296—297)
    于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由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的前期(即至清朝乾嘉时期，或1840年以前)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时期；从清道光时期以后，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不断反抗外来列强侵略的斗争中，逐渐觉醒，不断增强团结，真正认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不被帝国主义灭亡，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族人民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展开一次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争取生存的伟大斗争。这一点在二十世纪的伟大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潮。其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与56个民族的认定，各自成为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为标志，宣告了“多元一体的自觉的中华民族”最后形成。所以，现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重申的“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口号，则是为自觉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的继续。
总之，作者在《论民族》一书中，用不同的篇幅，从两个层次(形成的环境与民族融合)、三个阶段(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将中华民族的演变轨迹，清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该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四、论证思想深邃
    思想深邃是指作者在论述该著作的思想认识比较宽远精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认识问题的观点与方法，二是指论述问题的过程与结论。
    观点方法的深邃，笔者认为有三点可以提出来讨论：(1)是将“时、空观”用于问题的分析，从“地域”特征切入，看其对有关问题的影响；(2)是坚持辩证的分析方法，如对长城的认识，要注意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要全面等；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分析既要注意对抗斗争，更要注意交流与融合的两个方面，而以融合为主，同时还要有演变与发展的观点，不能一成不变，量变与质变贯穿于变化的过程之中；(3)坚持实事求是，以材料的分析为基础，再作出结论的唯物主义的态度等。如在分析了汉族形成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方各族的交流与融合后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雏形”(即第一阶段)；后来到辽、金、元、清入主中原并交流融合后又进入到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发展期”等新认识可为其代表。但稍感遗憾的是未能更明确地提出这“雏形期”和“发展期”就代表了中华民族发展中“自在阶段”的出现与结束。对其后阶段的论述也有类似的情况，只分析其过程与表现，不明确提出“自为”或“自觉”的结论。关于论述中做出的深邃结论，笔者认为应该包括：(1)指出了对中国地域特征的三面屏障所导致的相对封闭的地貌特征对中华民族发展造成的正负两方面影响的认识。在正面影响中，尤其是指出了“这就给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近两千年的宝贵时间，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了华夏——汉族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体族群和主流文化。……这个主体族群和主流文化并未因晚清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屡次入侵和占领而更易和中断，中华文明因此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P4)(2)指出了“中华各族之所以主要选择了内向的发展方式，不仅是受到东亚大陆外向天然阻隔的限制，也与这一封闭区域内部的地理特点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地理单元地域广大，内部阻隔较小，给中华各族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和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这一单元内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具有内向凝聚力的民族分布格局……使这里形成了史前两大交相辉映的农耕文化圈，即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文化圈和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旱作文化圈，成了华夏——汉族起源、发展的摇篮和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形成了以汉族农耕文化为中心，以周边少数民族的游牧、渔猎和原始农业文化为边缘的民族分布格局。这种分布格局导致了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性。……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面临因周期性气候波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生存危机的时候，向内地寻求生存之路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如东汉、魏晋、女真、蒙古和明代的满洲等的内迁或入主中原，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原因造成的，这也是他们对汉族经济发达地区保持持久向心力的根本原因。”(P7—8)(3)作者根据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试图对“一体”的内涵、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原因和步骤(P256)作出“深入的分析”。现在通过“多彩中华”展览的成功举办和《论中华民族》一书的写作，可以说对上述设想已作出了初步的解答，如他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考虑，使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华民族‘古今之变’，即从先秦时期的华夏到秦皇时期的汉族，再到唐代的中华，最后历经五代辽金元清和近代，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归结出了民族融合和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原因。内在规律我把它表达为‘先多效应’，即从长远的观点看，在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先进、多数的族群必然要影响和同化落后、少数的族群。这个想法，笔者早在1987年《六至八世纪汉族对突厥族的影响》和1990年《通古斯系的兴起》两文中就已提出，在本文中又进一步加以推广和运用。外在原因则主要表现在，当若干个有关系的族权遇到了共同的外部敌人时，就更容易求同存异，一致对外，最终因政治统一和民族团结合成统一的民族。再放大一些看，除了中华民族之外，世界上很多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受到了这种内在规律和外在原因的支配，大致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些算不算‘成一家之言呢’?这个问题就留给读者和历史去评判吧。”(P324)对此，笔者的看法是肯定的，其提出的见解和作出的具体分析是可以成“一家之言”，以供读者和时贤讨论的。
    综上所述，《论民族》一书其特点是突出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结构层次是清晰的，论证也是比较充分的，可以说是研究中华民族问题的一部佳作，阅之是大有裨益的。
    综观其书，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提出若干与作者探讨。
    比如，在作者对“地域”特点已有论述的基础上，如果能补充两点，似对有关问题的论证更为有利。(1)不仅要看到我国地域东西向的三个阶段(似应加上东部大陆架上的四大领海区域更为全面，可暂称为第四阶段)和大山(天山、阴山、秦岭、五岭等)、大川(长江、黄河等)形成的复杂地形和景观，还应看到我国地域从北到南形成的几大气候带、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对东北、华北、华中、岭南等几大地区的影响，从而也看到对生存在当地诸多族群产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2)似应加上三大屏障内部环境：山、川、湖泊、高地、丘陵、盆地、平原等景观对形成古代“上万个”氏族的影响与制约，只有在当时的地域条件下形成的最早氏族才是以后交流、融合的前提和基础。传说中禹会“万国”于〖XCZZ12.TIF,JZ〗山，其前期会有更多的称为“国”的氏族。所以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成千上万个古族，在几千年的岁月中，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对抗、斗争、交流、融合的结果。(3)在对我国历代长城的认识和评价上，提出要用两分法，认为“从长城在中国民族种中国发展中的地位，它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客观地评价长城在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不仅有利于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从而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进程。”(P146)从总的方面看，这种两分法的观点和认识方法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作者在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中，却出现了不够准确，未能分清主次的现象。如认为“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屡次以各种方式突破长城防线而内迁，就反应了它作为中原王朝特别是汉族王朝把北方少数民族排斥在外的防御工事而对中华内向交流、融合与发展以及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阻碍作用。”(P146)又如“在分析了长城正面作用后，论述长城的负面影响时，说‘它(指中原王朝修的长城)违背了在历史时期全球性气温呈下降趋势的背境下，北方少数民族寻求内向交流和发展的规律’。”又“从中华民族内向发展、交流与融合乃至当今国际政治的角度看，长城这道人工屏障的消极影响也不能忽视。”(P148)
    又如“从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的观点看，长城的修筑和驻防不但难以阻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和中华各族内向交往与融合的历史趋势，还给历代被迫修筑长城的各族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与痛苦。……说它‘可诅咒’，是因为从长远观点看，它的修建和驻防不但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和痛苦，而且助长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阻碍了少 数民族与汉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反映了当时的中原王朝在民族政策上的无能与无奈。”(P149—150)
    又如，说明朝重建长城和派兵驻防“阻碍了他们同中原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违背了中华各族内向迁徙、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P259)“明清之际女真人对明朝长城的突破则进一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确立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城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反而是中华各族迁徙、交流与融合的人为障碍。”  (P149)“满族入主中原，废除了长城，统一了全国，实现了中华各族的政治一体化。”(P257)等。
    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作者对长城的问题是十分重视的，但从总的倾向看，似乎有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的感觉，如真如此，这就更是值得商榷的了。笔者认为，中国历代王朝对长城的修筑，只是与远古的先民修环壕、陷阱；中国的居民筑城堡、城墙；现代人类建海、陆、空防御体系一样，不过是在对敌斗争中保卫自己生存的一种手段，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已，不必将其正面作用负面影响过分渲染。总的说来，其正面作用应是占主要地位的。
    作者多次强调从“长远观点看”，长城的正面作用和消极影响如何如何等等，真正地从融合的长远观点看，长城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演进的长河中，只在冷兵器时代起过积极的保卫自己的作用，当然也出现过一些负面的影响，尤其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中，但这种消极影响与正面保卫作用比较起来是次要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各民族间交流与融合，主要是在和平时期，双方(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和各少数民族间)都独自地存在并和睦相处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试问在族与族之间矛盾上升加剧，甚至成为主要矛盾，敌我矛盾的情况下，为了防御敌人进攻，保卫自身安全，要加强武器装备，加强防卫工事，加固长城或修筑城坊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要求为了彼此的交流与融合而不准备吗?所以，作者认为历代重修长城违背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内向迁徙、交流的历史趋势，甚至助长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等，显然是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和不妥当的。
    作者还认为从当今国际政治的角度看，长城的消极影响不可忽视。“从女真突破长城的意义上看，长城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反而是迁徙、交流、融合的人为障碍”等说法，这是夸大了长城的消极影响的不妥当的说法。
    以上这些个人意见，仅供与作者商祺，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