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f the Eleven － faced Avalokiteshvara Statue Unearthed from theＲuin of Dadu of Yuan Dynasty and Collected by Capital Museum

刘 丞 马晓珣

内容摘要: 本文以首博馆藏的晚唐时期十一面观音像为研究对象，对此像的密教信仰源流、时代特征、艺术风格、造型样式进行详尽的解剖。同时通过其出土元大都的情况，结合辽金元时期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信仰情况，探讨此像留存至元代的原因。

关键词: 十一面观音 密宗 唐代 元大都

        本文研究的十一面观音像常年展出于首博古代佛像艺术展厅的晚唐部分，并且多次出展各个相关展览。关于此像，在黄春和先生的 《汉传佛像时代与风格》一书中曾有过论述，书中写到:“如首都博物馆馆藏十一面观音菩萨铜像，为晚唐造像典型代表……是晚唐及其后中原地区流行的观音菩萨标准形象。”①可见黄先生仅就此像的风格进行了简单描述，但关于此像晚唐风格判断的依据和其信仰的源流情况，未能详述，更是没有提及其出土元大都这一重要的来源信息。因此，本文将重点在十一面观音的信仰源流、风格分析以及其出土信息与造像之间的关系上进行探讨。

一、十一面观音的汉地信仰源流

        十一面观音是佛教中重要的题材作品，她与马头明王、如意轮观音、千手观音、圣观音、准提观音统称密教六观音。密教是 “秘密佛教”的略称，也是佛教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它由早期的杂密和后期的纯密组成。早期的杂密脱胎自大乘佛教中的陀罗尼法门，是一种印度流行的记忆术，类似咒术一样的存在。这一时期为 2—3 世纪，佛教也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了汉地，由此也产生了诸多陀罗尼密教的经典译著。最早的陀罗尼经典 《微密持经》② 是在3世纪初开始汉译的，最后由支谦进行了会译完成。而后杂密中的持明密教在 4—5 世纪成为密教主流，汉译最早的持明密典是 6 世纪初梁代佚名翻译的 《牟梨曼陀罗经》。③纯密则是在7世纪末8世纪初传入汉地的，其主要经典是由 “开元三大士”④翻译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⑤及《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卷》，⑥在汉地称其为 “唐密”。唐代以后，密教亦深为宋辽金政权的信奉，如 《宋高僧传》中记载僧人守真，对于《大乘起信论》《法界观》《瑜伽教》颇有研究，尤其是密教灌顶之术，“开灌顶道场五遍，约度僧尼士庶三千余人”。⑦ 可见密教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但是随着元朝统一中国，藏传佛教入驻中原，严重打击了汉地密宗的传承，自此我们也很少见到汉地密宗相关的艺术作品，反倒是唐代东传日本的 “唐密”发扬光大，一直流传至今。

        在密教的经典中，十一面观音的汉传经典有两种四部。两种是指陀罗尼经典 《十一面观音神咒经》和纯密经典 《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其中 《十一面观音神咒经》翻译了三个不同版本，分别是北周保定四年 (564 年) 天竺僧耶舍崛多译的 《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⑧唐代初年，阿地瞿多译的 《陀罗尼集经》中的卷四，⑨ 玄奘翻译的 《十一面神咒心经》。⑩《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则是由不空翻译的。尽管十一面观音信仰从北周时期就传入了汉地，但并没有相应的粉本传入，直到唐代密教兴盛，十一面观音题材艺术品才开始大量涌现，相关的壁画和造像盛极一时，诸如敦煌莫高窟壁画、龙门石窟、七宝台石雕像等遗存颇多。依 《十一面观音神咒经》中记载的十一面观音像形象为: “白旃檀作观世音像，其木要须精实不得枯箧，身长一尺三寸作十一头。当前三面作菩萨面、左厢三面作嗔面、右厢三面似菩萨面狗牙上出，后有一面作大笑面，顶上一面作佛面。面悉向前后着光。其十一面各戴花冠，其花冠中各有阿弥陀佛。观世音左手把澡瓶，瓶口出莲花。展其右手以串璎珞施无畏手。其像身须刻出缨珞庄严。”然而我们见到唐宋时期的十一面观音像基本没有完全按照此法制作的，都是在这个形象的基础加以改造，形成了其十一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排列方法，这种不同排列的图像学比较，李翎先生在其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瑏瑣 一文中做了详细的列举和分类，本文不再赘述。

        通过对其经典流传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十一面观音在汉地的信仰流传基本是自北周时期开始出现，唐代兴盛，而唐以后就不见其经典再译，可见其势渐微。

二、馆藏十一面观音像的风格分析

        首博馆藏的十一面观音 (图 1) 是一尊青铜材质的漆金彩绘立像，由于常埋地下，其上有明显斑驳的铜锈，像通高27厘米。观音顶饰一尊立佛及九个观音头像，仿若发冠一般。头饰分为两层，上层为并排的三尊观音头像，下层中央为立佛，其两侧各有三尊观音头像。九个观音头像尺寸相当，其头冠隐约可见化佛。立佛为旃檀佛样式，其肉髻高耸，面形丰圆，身着通肩袈裟，轻薄贴体，衣纹自然流畅，左手下垂紧攥衣角，右手高举饰无畏印，舟形背光边缘饰火焰纹。观音头饰之下，两条发辫搭于双肩，面颊丰满，眉目清秀，完美地体现了菩萨慈悲、恬静的神情。上身袒露，帔帛紧缠手臂，自身侧下垂于莲台。下身着长裙，其上覆红色彩绘。长裙材质轻薄，层次分明，褶皱呈 U 形分布。观音左手自然垂下持净瓶 (已失)，右手屈肘高举持莲枝 (已失)，身躯笔直，双腿并拢，跣足立于莲台之上。莲台为圆形仰覆莲样式，仰莲部分由三层莲瓣组成，莲瓣扁平、宽大。覆莲部分的莲瓣秀丽、丰满，尖端略向上翘起，生动形象。莲台之下为六角须弥座。

        研究十一面观音像的风格特征，主要从十一面的不同排列以及造型特征两个方面进行。

        关于十一面观音的头像排列，李翎先生已经在其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筛选了众多十一面观音像的图像，进行了详尽的比对。根据其文章中的分类，首博馆藏的十一面观音像头像由下至上为 1、7、3 的排列，与其文中所说的原刻于龙门擂鼓台北洞，现藏日本大原美术馆的一尊浮雕观音像排列方式一致。笔者在其 《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一书中找到了此件的观音像的图版，经过与首博这件藏品的比较后发现，尽管二者排列方式一致，但是其中间层正中亦为一尊头像，并非是一尊立佛。书中的其余诸尊十一面观音均未发现与首博相同的排列方式，另外可能是李翎先生资料来源有误，她在书中将首博此件藏品写成了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特此勘误。通过大量资料调阅，最终笔者发现碑林博物馆的十一面观音头像 (图 2 左) 与首博藏品头像 (图 2 右) 排列相仿，其中间层亦为立佛。此件碑林博物馆的藏品1983 年出土于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院，高25.5厘米，由白玉石雕成，目前仅存8 面，为正面一面，头上有七个小头像，七个小头像的排列与首博相同，为一个立佛与六个小菩萨头组成，菩萨的宝冠中刻有化佛。由此可以确定首博藏品的头像与碑林藏十一面观音像头的图像学特征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也对断定首博藏品年代提供图像上的依据。

        关于造型特征，鉴于首博十一面观音像的头部排列组合较为罕见，因为本文的造型特征不再拘泥完全一致的造型进行，而是通过服饰、姿态、台座和整体气韵这四个方面进行比对。本文分别选用了广为人知的上海博物馆藏唐代铜鎏金十一面观音像 (图 3 左 2)、苏州云岩寺塔出土的宋仿唐风格铜十一观音像 (图 3 左 3)、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代陕西七宝台八世纪初雕的石质十一面观音像 (图 3 左 4) 进行对比分析。此三尊造像均为立像，十一面的排列方式自下由上均为1、5、4、1 的排列方式，可见此为唐代流行的排列方式。首先我们对比这四件藏品的服饰特点，可以发现首博馆藏十一面观音像与上博馆藏的造像，均为上身袒露的造型，下身僧裙裹腿。但是首博藏品衣裙刻画较上博藏品更为写实，衣褶效果明显，与七宝台石雕更加相似。其次，对比四件藏品的姿态，可以明显看出首博藏品与七宝台石雕无论是持物方式、站姿均非常一致，笔直站立在莲台之上。而上博和云岩寺塔的藏品则是标准的唐代三折枝站姿造型。而从台座上比对，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发现首博藏品仰覆莲台座的样式也与七宝台石雕一致，与两件金铜造像有所区别。最后，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判断，那就是造像的气韵。我们将四件造像的图像放在一起比对(图 3)，可以感受到它们不同的气韵，上博的藏品三折枝自然而妩媚，帔帛飘逸曲折蜿蜒，轻盈飘荡; 七宝台石雕菩萨丰盈温婉，刻工细腻精致，造型装饰完美无缺; 云岩寺塔藏品造型略显僵硬，尤其是对比上博的藏品，折枝姿态及飘带弯曲程度都有些板滞，具有典型的仿造意味; 而首博藏品尽管做工略显粗糙，但是衣纹、莲台等细节的刻画还是具有明显的唐代工艺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此件藏品的制作应为唐代，其样式与七宝台石雕相仿或为追摹盛唐时期的风采，但观其死板的造型和简单的装饰，此像还是应为晚唐时期的作品。

三、馆藏十一面观音像的出土情况

        然而非常让人疑惑的是，此件藏品的出土文化层位于元代。根据 《记元大都出土文物》一文中所记录，此件藏品出土于元大都北城垣沿线的桦皮厂东部四百米下的城墙基下。同时出土的还有影青瓷笔山、小青花瓷觚、影青瓷炉、石雕狮两件、圆瓦当、石碾轮，其中石碾轮上明确刻有“至正十四年六月初一日”，为该文化层的断代提供了依据。但是依据前文造像的风格分析，以及其他元代文物图像学比对，我们可断定此件藏品不是元代时期的作品。一般来说，考古发掘中发现前代的历史文物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周遭众多生活用品及艺术品中出现了一件宗教造像作品，还是很耐人寻味的。笔者认为这件造像作品的遗存，主要原因还是受到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宗教信仰的影响。

四、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对十一面观音的信仰情况

        (一) 辽代北京地区十一面观音的信仰情况

        唐代以降，北方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壮大，形成了南下入主中原的政治局面。北京地区也就是唐代的幽州地区，在辽太宗会同元年 (938 年)，就被石敬瑭拱手相让，脱离了中原正统王朝的统治，先后历经辽金元三朝少数民族政权的控制，是重要的行政区域。与此同时，北京地区在宗教信仰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佛教信仰的兴盛。《辽史》载，会同五年 (942 年)，“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亲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类似的 “饭僧”活动还有很多，这都说明了辽代佛教的繁荣发展，以至于曾一度 “诏禁私度僧尼”，更是被后世评为 “辽以释废”。观音菩萨更是作为契丹王朝的守护神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 《辽史·礼志》载: “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此处的 “家神”就是观音菩萨像，而辽代的皇后更是以观音为字为荣。辽代王鼎的 《焚椒录》载: “及长，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皆以观音目之，因小字 ‘观音’。”由此可见观音在辽代的地位十分显贵。同时，辽代的佛教宗派主要为华严宗和密宗，而十一面观音信仰正是密宗观音信仰的主要题材。辽代的遗存中也有许多十一面观音的形象，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位于蓟县独乐寺的泥塑十一面观音像 (图4)。根据 《日下旧闻考》引 《盘山志》记载，该像重塑于辽统和二年 (984 年)。整像高 16 米，其上十个小头像分四层，自上而下为 1、2、3、4 的分布，这也是十一面观音信仰在辽代延续最有力的证据。

        (二) 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十一面观音的信仰情况

        由于辽代佛教在北方的广泛传播，女真一族很早就信奉佛教， 《金史》载: “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在金代辽统治幽州地区后，佛教更是持续昌盛，《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记载燕山府时曾用 “僧居佛宇冠于北方”来形容其佛事之繁荣。金代的佛教深受北宋影响，华严、禅、净土、密等宗派各有发展，其中尤以禅宗最为盛行。而信仰十一面观音的密宗也有遗续，如房山云居寺藏经洞中的仅有一部金代刻经 《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就是由唐代密宗大师不空翻译的。但是有关密宗或者说密教的相关造像作品并不多见。

        相比辽金，元代宗教则呈现多元化的发展，仅佛教就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但局限在北京地区，也就是元代大都，还是以藏传佛教为主。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他以萨迦派僧人八思巴为国师，奉藏传佛教为国教，大力进行推崇。史料记载: “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镇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由此可见，萨迦派及藏传佛教在元代时期地位极高。时至元代，我们在内地已经见不到唐代十一面观音样式的新造之像，取而代之的是藏传佛教的十一面观音图像。藏传佛教的十一面观音图像 (图 5) 忠实地保留着印度的图像特色，十一面呈纵向排布，自下而上均为 3、3、3、1、1 的排列方式，并且有多达八条手臂。

        由此可见，十一面观音的图像学特征随着密宗的势弱以及藏传佛教的强势入主而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早期唐密的风格逐渐转化为了藏传佛教印度式的样貌。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首博藏品的施主应为辽金时期就信奉密教，而传承有序地将其留存至元。

五、结 论

        综上所述，首博收藏的这尊十一面观音像是带有晚唐风格的一尊密教造像，艺术特征明确，工艺精湛，造型优美，保存完整，兼其十一面排列的图像学特征罕见，可谓十分难得的造像精品。同时，其出土元大都的事实，也使这尊造像成为汉地密教十一面观音信仰在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流传的历史实证，为研究元代早期密教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实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