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的行草书法也同样颇具特色；楷书由于受结体和用笔等诸多条件限制，难以发挥其独到的创造力；行草书则不然，行草书法创作形式多样，用笔变化莫测，擅长此道者，往往拥有更为超脱的激情和才华，观徐伟的行草，既能感受到其传统师古之继承精神，同时还能得见其内心中不囿于前人窠臼的一面。对于行草书，徐伟认为首要的是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无发展何言创新。因此，他的继承也体现在广泛地临习诸家风格上，博观约取，但对待不同的书法风格要浅尝辄止，不可见异思迁。于诸家中，他同样选择了赵孟頫的行草书，并以此为根本，从传世赵孟頫手札，到翻刻的碑帖范本，他均潜心研习，将赵体精整圆熟的行草书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并吸纳宋人韵致，得米芾刷字之趣，把二王书风整体脉络打通，呈现出醇厚儒雅的帖学行草风貌。通过常年的临习，他追寻着前代书人创作的心境，以自己独到认识实现了从师古到变古的新境界，其行草书既有传统的帖学风格，还能兼作颇具现代意义流行书风；他好古但不否认时代的创新，并提倡以临摹古人书迹为根本，同时要于书法创作中体现出时代精神，也就是书法的发展要紧随时代的脚步，对于流行的现代书风，他并未像传统书人一样采取摈斥态度；而是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上加以审视，同时他自己也书写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书法。由于其植根传统，所以徐伟的行草书中少了现代派的几分荒野、草率，多了几分传统的厚重和儒雅。
在篆隶上，他上溯先秦两汉，其篆书师法《泰山刻石》、《峄山刻石》诸碑，遵循着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篆书的用笔特点，以清人笔法解析秦人书法，形成了自身苍茫高古篆书风格；在隶书上于《曹全碑》得其秀逸，于《张迁碑》得其雄强，于《石门颂》得其宽博。对于篆刻，他也偶为涉猎，于刀刻中，体会着刀与笔之间的联系，讲究刀法见笔，笔法融刀，为其书法增添了几分金石味。
徐伟书风淳古飘逸，清新俊逸，还时刻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也是他书法中最可贵之处，此种成就的取得来自其广博的视野和对书法艺术的执着追求。徐伟先生温文尔雅、诲人不倦，很早即投身于书法教育事业，在他的教授下，共培养出书法爱好者2000余人，其中在书法各类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者达200余人次，对北京传统书法艺术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