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永  首都博物馆 

        内容提要：城市记忆是由各记忆主体——个人、群体、阶层、组织等从他们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出发而建构的，也是他们博弈的结果。博物馆以其拥有的资源（主要为藏品）而成为记忆的“殿堂”和各记忆主体争夺、影响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博物馆遵从城市记忆建构的规则，力图以“中间”的姿态，把以藏品为主要“原料”的博物馆展览变成建构城市记忆的文本。它既是众多城市记忆主体博弈的结果，又成为各记忆主体解读的对象，对他们既有的城市记忆发生影响，从而参与了城市记忆的建构。显然，这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每一个城市走过自己形式各异的历程，都会留下内涵丰富而又秉性各异的种种遗迹和物证，无声的承载着自己的历史和记忆。这些物化的城市记忆是静静伫立于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客观实在”。而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人、群体、阶层、组织会形成形形色色的“自己”的城市记忆，当他们作为旁观者面对其他城市时，也会同样如此。因为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即记忆什么和遗忘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记忆的内容是为现在时刻的需要服务的。强势文化（主流文化）总是力图控制记忆资源，强迫弱势文化（非主流文化）去“遗忘”与其利益相冲突的他类记忆。弱势文化（非主流文化）起来反抗，力争保持自己的他类记忆，产生如福柯所说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正如德国默茨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一书中所言：“破坏记忆是极权统治者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记忆开始的。……受难记忆总是重新面对政治权力的现代犬儒主义者。”这是世俗权力对苦难记忆的控制。同样，类似的话语权所有者会对城市记忆进行控制及与其他记忆主体之间进行争夺。并且，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也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于是，有关城市记忆穿越时空，形成个人、群体、阶层、组织等纷繁杂沓的“个性化”文本。然而，城市历史和文化是有自己的连续性的，城市记忆的功能之一就是保持城市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因此，城市记忆的若干文本会由主流文化的强势话语进行筛选，即控制城市记忆的资源，演绎“纯洁”的文本，将城市记忆推演下去。
        这个过程可能永无止境，因为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会驱使拥有城市记忆的博弈各方去强化、消减和隐匿，从而不断构建新的城市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记忆是动态的，不停地被演绎，无法复制，在流动中传承，实现其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功能。
        以上简单地阐述了城市记忆所涉及的范畴，有作为“客观实在”的、体现城市记忆的物化载体，拥有城市记忆的“人”以城市记忆为对象而进行控制、争夺、演绎与传承。
        为更好理解上述的讨论，兹试举例说明。胡同是北京城市空间组合的一个典型符号表征，当然也是体现城市记忆的物化载体。几近无间的邻里之情、贩夫走卒的悠然吆喝、小儿自在的嬉戏，这是北京人对胡同的一种温馨感觉和记忆。在近代文明的冲击下，胡同交通能力的低下，无上下水而带来的起居不便及其糟糕的卫生状况，是对胡同的另一种记忆。因胡同改造、拆迁而使部分人利益受损，并引发当事者的冲突和公众讨论。当事者和公众均会因此牵动和改变对胡同的若干记忆。当大片胡同消失，人们对着旧照片感叹胡同如何生发了老北京文化的时候，这种对胡同的冥想也是一种城市记忆。而在官方话语中，胡同阻碍了现代化的机器、厂房；胡同及其附近建筑是国际大都市进行曲中不和谐的音符；保护有限的胡同是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化古都的应有之意。在拥有话语权的官方城市记忆中，胡同是和“现代化”、“为人民”、“文化保护”等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城市记忆背后有种种他们自身的理念、利益等的诉求。这里不做细致分析。正是这些诉求建构了他们各自的城市记忆。
        博物馆在西语中的原意是人类知识与文化的“记忆殿堂”。博物馆拥有的藏品，包括一切可视、可听、可闻、可感的实物、图片、影响、声音等，是有关人类、自然留下的现场佐证。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保存着有关这座城市记忆包罗万象的此类的佐证。它们是城市记忆的物化形式，是一种城市记忆的载体，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们是“自在”的，因为作为载体，只是包含、存留、记录城市记忆的文本，作为城市记忆的主体——“人”，能从文本中解读出的城市记忆是千差万别的。城市记忆的形成是一个主观的建构过程。而作为文本的博物馆藏品是不能对“人”的记忆的形成“主动”施加影响的。博物馆藏品以“自在”的方式参与城市记忆的形成，是城市记忆的资源。
        我们知道，记忆资源是记忆主体争夺的对象。控制记忆资源就是要把记忆资源作为文本，按自己的理念、方式、需求进行解读。所以拥有城市记忆资源的博物馆必然为城市记忆的主体——个人、群体、阶层、组织甚至政权所影响、争夺和控制。博物馆本身作为记忆主体争夺的对象，必然以某种方式利用自己的资源参与城市记忆的塑造、建构。所以，博物馆以拥有“自在”的藏品等成为城市记忆的“殿堂”，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城市记忆的塑造者。
        那么博物馆是如何塑造城市记忆或者说参与城市记忆的建构呢？
        博物馆是城市记忆的“殿堂”，但“殿堂”的初始状态却是记忆的碎片。每一个缤纷的文物在其鲜活之时，和若干事物发生关联而意象万千。每一个“意象”对应着一种记忆。而当它到了博物馆的时候是孤零零的，如何最大限度“恢复”它当初的万千“意象”呢？更确切地说，是建构它哪一种“意象”呢？描摹哪一种记忆呢？记忆又是动态的，所以在“恢复”的基础上还有无尽的重新“演绎”和建构。在“意象”、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博物馆作为城市记忆的资源是城市记忆主体力图控制、施加影响的对象。他们希望博物馆以文物等为载体，以自己的理念、方式、需求来建构城市记忆。博物馆建构的城市记忆自觉或不自觉的与各类记忆的主体相对应。
        在众多记忆主体的博弈中，博物馆应以“中间”姿态出现来建构城市记忆。在开放的社会中，多元的记忆主体都希望在博物馆建构的城市记忆中有自己的文本。作为公共空间的博物馆，各记忆主体也有权力在此建构自己的城市记忆。博物馆在建构城市记忆文本的时候必须兼顾各个记忆主体的利益和需求。这也正反映了城市记忆是各记忆主体博弈的结果。然而，各记忆主体并不是对等的，强势话语必然被彰显，而弱势一方必然被压制。强势（主流）的城市记忆文本要去“篡改”弱势方的文本。在博物馆建构的城市记忆是他们博弈的结果，是他们的理念、利益、需要等发生碰撞后的结局，而我们反观这种结局同样可以追溯他们各自的理念、利益和需求。博物馆不能违反城市记忆建构过程中的游戏规则，主持所谓的“正义”。换句话说，博物馆建构的城市记忆是记忆主体博弈的结果，博物馆只能“被动”的体现这种结果。总之，博物馆建构城市记忆的姿态是“中间”的，“中间”的含意是它采取多元的立场，而不是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因为这种多元虽然突破传统二元对立的语境，但还是保留了强弱、主次的序列。
        博物馆以“中间”的姿态参与建构城市记忆的手段和方式是什么呢？
        博物馆的藏品是建构城市记忆的“自在”的资源。博物馆需要打破藏品“自在”的状态，把它置于一种场景之下，成为人们解读的文本，从而参与人们城市记忆的建构过程。这种“场景”就是博物馆的展陈。即博物馆以一定的藏品等为“原料”举办的特定的展陈，作为一种城市记忆的文本呈现给观众。一方面这种文本正如上文所说，是各种记忆主体博弈的结果和体现；另一方面，该文本会再次成为各记忆主体解读的对象，引起他们的共鸣、抗争、异议，并对他们建构各自的城市记忆产生影响。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博物馆以自己拥有的记忆资源——藏品等，以展陈为主要手段和方式，以“中间”的姿态完成了自己在建构城市记忆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把展陈变为建构城市记忆的文本似乎比较容易。因为文本是非常个性化的。而以“中间”的姿态，在文本（展陈）中体现各记忆主体的利益和诉求则非常不易。有些记忆主体间的当下利益和诉求是对抗性的，非此即彼，无法兼顾。在博物馆这样的公共空间中也无法协调。比如个人、群体、阶层、国家对“文革”的记忆似乎无法协调，反而正是在公共空间中要凸显强势话语（记忆）。另外，博物馆的展陈方式也限制我们自如的转换立场，而兼顾不同记忆主体的感受。比如我们展示北京城市近代化，就注定以国家、社会精英的视角来凸显所谓“工业化”、“文明”、“进步”，而忽视传统社会转型给部分阶层带来的苦难，并将他们视为“落后”、“封建”甚至“反动”，无视他们“正当”的利益诉求（因为这种“正当”是他们心中自许的）。
        但是，在展陈中采取“中间”姿态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和题材及我们的技巧有关。比如我们以一组反映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北京人结婚的嫁妆、新房摆设、结婚照等物品来筹办一个展览。这涉及北京将近半个世纪的城市记忆。通过这个展览，官方得到了有关“社会进步”、“先进性”等记忆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的人会将有关生活、婚姻、审美、生育等记忆和这个展览糅杂在一起，从各个视角去对应自己的有关北京的城市记忆。展览以一定的组合、辅助展品、语句营造展品所处时代氛围，避免宏大叙事，把体现强势话语诉求之处以“隐蔽”的方式——比如展品空间排列的不同方式等——加以体现，避免用自白的语言，这样就貌似“公允”。众多的记忆主体都能从展览所建构的城市记忆文本中获取某种利益或需求的满足感。总之，在展陈中不可能总是能够很好地运用“中间”姿态来构建城市记忆，但这种做法应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追求。
        综上所述，城市记忆既是各记忆主体从他们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出发而建构，也是他们博弈的结果。博物馆以其拥有的资源（主要为藏品）而成为记忆的“殿堂”和各记忆主体争夺、影响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博物馆遵从城市记忆建构的规则，力图以“中间”的姿态，把以藏品为主要“原料”的博物馆展览变成建构城市记忆的文本。它既是众多城市记忆主体博弈的结果，又成为各记忆主体解读的对象，对他们既有的城市记忆发生影响，从而参与了城市记忆的建构。简而言之，博物馆是城市记忆的“殿堂”，不但保存城市记忆的资源而且参与城市记忆的塑造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