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都博物馆陈列部   左烨

        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声腔与剧种之一，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如果从元末明初算起，昆曲大约有将近五、六百年的悠久历史，其繁荣与兴盛则延续有二百多年之久。
        宋元时期，在我国北方地区逐渐形成北曲，南方则在原来宋词和南方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形成了南曲，由于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差别，两者区别很大。明代中期以前，南方已经因地制宜地产生了很多声腔，多以它开始形成的地点命名，如海盐腔、弋阳腔等，昆山腔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活动在昆山和苏州一带，影响也不是很大。
        嘉靖年间，著名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造，昆山腔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它的兴起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魏良辅原是个北曲清唱家，后又致力于南曲。他认为当时的一些南曲唱腔行腔简单，节奏拖沓，于是在过云适、张野塘等一些歌唱家和演奏家的协助下，以原昆山腔为基础，参考海盐、余姚等腔的优点，并吸收了北曲中的一些具有装饰色彩的润腔手法，以及用不同音色塑造人物性格、情感的演唱技巧，将南北曲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格调新颖、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腔”（昆腔）。这种新腔的特点是清柔婉转，成为集南北曲之大成的新声。他们还和民间乐手一起为昆山腔增添了管弦乐器随腔伴奏，使昆山腔在演唱、击乐、管弦三者结合在一起，更趋完整。
        如果说魏良辅等人改革成功的“水磨腔”是昆剧兴起的关键，那么隆庆末年梁伯龙的《浣纱记》和无名氏的《鸣凤记》则是采用“水磨腔”获得巨大成就的第一批昆曲代表剧目。《浣纱记》是第一部专门为昆腔而写的剧本，开创了昆腔走上戏剧舞台的历史。这两出戏都轰动朝野，获得了巨大成功，由此开创了昆曲的新局面。
        此时距明代立国已一百余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尤其是苏州地区，没有遭受元末明初大的战乱破坏，所谓“吴中繁华”、“姑苏富丽” ，经济十分发达。一些官僚豪商广畜伎妾，私营家庭戏班，宴饮观剧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江浙为文人荟萃之地，《浣纱记》和《鸣凤记》取得巨大成功后，一时作者群起。一些著名文人雅士像唐寅、祝允明等亦和戏班演员打得火热，甚至自己登台献艺。他们由爱好到作词，由作词到唱曲，由唱曲到登台，一时蔚然成风，并且乐此不疲。文人的热心参与，为昆曲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也形成了完整深厚的理论体系。
        士大夫的文化修养，为昆曲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品位，昆曲的唱词丝丝入扣，抒情性强，每一句都与动作有条不紊地结合，巧妙而谐和；它的唱腔华丽，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意境曼妙，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可以说昆曲以一种完美的表现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世间的万般风情，因此，昆曲与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情趣、艺术趣味是一脉相承，当时一些文人士大夫对昆曲的迷恋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到万历年间，昆曲以苏州为中心迅速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并逐渐流布到福建、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四川、河南、河北各地，万历末年还流传到北京，成为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
        昆曲在明万历间由江南士大夫带进北京，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万历后期昆曲进入宫廷演出的情况。到天启、崇祯时期，关于宫中演唱昆曲的记载就更多了。秦兰徵《天启宫词》写道“驻跸回龙六角亭，海棠花下有歌声。黄葵云字猩红辫，天子更装踏雪行。”生动记载了天启皇帝朱由校在北京德胜门外回龙观与伶人演唱昆曲的情形。秦兰徵《天启宫词》中生动记载了天启皇帝朱由校在北京德胜门外回龙观与伶人演唱昆曲的情形。当时除了宫廷戏班、职业昆班以外，一些王公贵戚、豪商缙绅还蓄养了不少昆曲家班，每逢聚会、宴集，必唱昆曲。昆曲在宫中备受亲睐，不论家班还是职业昆班，都曾被召进宫中演出，如田贵妃父亲田弘遇所蓄家班名闻京师，曾多次被召入宫演出。天启、崇祯年间，昆曲在北京已占有绝对优势，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之局面。
        明末清初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由尖锐逐渐走向缓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对昆曲的影响很大。江南是昆曲的大本营，经过战乱，大部分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先官僚豪门蓄养的家班大多云散。经过战争的洗礼，江南地主实力大为削弱，有些人再也无力置备家庭昆班了，家庭昆班就此逐渐走向衰落。由于江南地区拥有大量的观众，职业昆班此时异军突起，尤其是在苏州地区，盛况空前。清人有“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子识戏文”的诗句。北京的昆曲演出曾因王朝更替而一度衰退，但清初统治者却对昆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如康熙每次南巡，看戏是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态度影响并推动了清代昆曲的发展，京师上流社会对昆曲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宫廷王室以及一些新贵，都置备昆班。北京一般的市井百姓喜爱昆曲的也越来越多，学吴语唱昆曲成为一种时尚。昆曲如火如荼发展起来，一些著名的职业昆班长期在北京演出，在北京的太平园等戏园茶馆，日夜固定演出昆曲，这种情况是明代所没有的。以后乾隆皇帝又是个大戏迷，昆曲演剧达到高潮，不用说京师，就连热河避暑山庄的大戏台都可容纳上千人演出。北京与苏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昆曲中心。
        从隆庆、万历之交到清代嘉庆初年，约有二百三十年之久，昆曲全面繁荣，昆曲艺术达到高度成熟，在文学、音乐、表演、美术等方面达到全面精致、精深的水平，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和推动了清代戏剧的发展。昆曲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上演剧目。乾嘉时期刊行的《缀白裘》收录的五百多个折子戏中，十分之九是昆曲，其中有影响而又经常演出的剧目如：《鸣凤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鄣记》、《南柯记》，沈璟的《义侠记》等。高濂的《玉簪记》，李渔的《风筝误》，朱素臣的《十五贯》，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另外还有一些著名的折子戏，如《游园?惊梦》、《阳关》、《三醉》、《秋江》、《思凡》、《断桥》等。许多剧本，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
        昆曲在清朝中叶以后却无可挽回地逐步走向了衰落。
        清朝灭明以后，大兴文字狱，文人写剧越来越少，虽然有一些御用文人捉刀清宫大戏的剧本创作，但都毫无生气。乾隆年间，清政府还在扬州设立词曲局专门审查修改剧本，民间上演的昆曲剧本是主要的查禁对象，这次大规模的审查剧本活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很大的禁戏作用。
        就昆曲本身来讲，昆曲的折子戏大都是流传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保留剧目，演员大都是地道的“梨园父老”，昆曲的剧目和演员都走上了因循守旧的老路；二百多年前流行的新声“水磨腔”已失去了时代感，差距与观众的欣赏口味越来越大，于是昆曲逐渐被迫退居到“雅部”这个小天地中，与广大的观众更行更远。
        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战争也给了昆曲猛烈一击。这次的战争地区主要是安徽、江苏、浙江，这个地区正是昆曲发展的根据地，由于战争的破坏，江南经济受到很大打击，文人地主蓄养家班的经济条件被彻底破坏，戏园也不能营业，许多昆班自然遭到了散班的厄运。而此时的北京剧坛，京剧和梆子崛起，昆曲很快走向没落。
        民国期间苏州曾成立昆曲传习所，先后入所学习的学生约六十多人，他们继承了大概四百出昆曲剧目，但是不久抗战爆发后，他们流散到各地，到解放前夕，昆曲已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解放后，昆曲枯木逢春。1956年，浙江苏昆剧团演出《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该年年底，苏州成立了江苏省苏昆剧团，第二年北京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1960年湖南成立了郴州专区湘昆剧团，昆曲从此开始了新的起点。
        昆曲是一套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的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等特色的表演体系，亦是世界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其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体现在文学，音乐，舞蹈，表演，服饰等广泛领域，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艺术曾达到的最高艺术成就和最高品位，后起的任何一个戏曲剧种都不得不以它为师为宗，也正因为此，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