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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第三部分(一)

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第三部分(一)

		早期环保灯——彩绘雁鱼铜灯西汉（公元前 206 ～公元 25 年）尺寸：通高 52.6 、长 34.6 、宽 17.8 厘米 1985 年山西平朔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造型作鸿雁回首衔鱼站立状。鱼腹为灯罩，雁颈为导烟管，盛有水的雁腹是销烟装置，内部中空且相通。灯盘为两片弧形铜挡板，可左右转动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的亮度。毕竟“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灯火点燃时，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室内空气的污染，有效地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它将实用功能、优美的造型与科学的环保原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汉代人的全新发明。鸿雁被认为是传送思念和祝福的吉祥鸟，鱼“余”谐音寓意生活富足有余。鸿雁衔鱼的造型，体现了汉人的美好愿望，遍施华美的彩绘，反映了汉代的审美风尚。


		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错金银牛形铜灯东汉（ 25 ～ 220 年）尺寸：通高 46.2 、牛身长 36.4 厘米 1980 年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 2 号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这是一件精美的牛形铜灯，与早期铜灯相比，设计更为合理，制作更为精美。除具有一般铜灯的烟尘导管装置外，圆形灯盘上可推移开合的灯罩已由原来的封闭型变成镂孔透光型，能更好地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通体遍饰精细的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错金银图案，作品线条流畅飘逸，工艺相当精湛，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这类象生形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巧妙利用形体本身的有机部分作为导烟管，如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的颈等，反映出汉代人为防止燃油灯对室内造成污染的环保意识。


		坐席豹为镇——错金银镶嵌铜豹西汉（公元前 206 ～公元 25 年）尺寸：高 3.5 、长 5.9 厘米 1968 年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藏铜豹身躯用金银错出梅花状豹斑，二目镶嵌玛瑙。兽昂首侧扭，前胸宽阔，两肋生翼，臀部浑圆，足如钢钩。集威武勇敢、矫健敏捷于一身，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豹体内灌铅，使其更加稳重。古代无桌椅，地上铺长席，人们席地而坐，坐时两膝着地，臀部贴于脚跟。坐法颇有讲究：“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尽后”是尽量让身体坐后一点，以表谦恭，“尽前”是尽量把身体往前挪，以免饮食污染坐席。长席四角均须用重物压住，防止卷缩，这种造型美观的铜豹在西汉早期应作镇席之用。


		汉宫佳丽——跪坐拱手陶俑西汉（公元前 206 ～公元 25 年）尺寸：高 33 厘米 1995 年陕西省西安市阳陵陪葬墓园出土陕西省汉阳陵博物馆藏俑朱唇黑眉，面容清秀，一袭深衣，正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这种俑塑绘出女性的美丽、娴静、细腻和沁人心脾的韵致，足以令人倾倒。这是中国古人的标准坐姿——跪坐（正坐）。跪坐源起于古人初始的席地而坐、择地而卧的生活起居方式，又与当时的内衣不发达有关，因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礼俗。这种席居生活，坐卧站立落差大，似有“大起大落”之感，无疑也是一种身心锻炼，可以有效地提炼人的礼仪气质。因此跪坐姿势很优雅，最能体现端庄、谦恭的礼仪风范。从这件陶俑身上，我们领略到了宽大飘逸的汉服，用跪坐的身形展示出其雍容、端庄、宁静、谦恭的美韵。


		重衣别有姿——跪坐侍女俑西汉（公元前 206 ～公元 25 年）尺寸：高 41 厘米 1995 年陕西省西安市阳陵陪葬墓园出土陕西省汉阳陵博物馆藏俑眉清目秀，屈膝跪坐，姿态端庄，娴静美丽；一袭衣裳相连的深衣，显示出女性的文静与优雅。领袖镶有各色缘边，使得素雅的衣服显出色彩点缀的美丽。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领口很低，依次露出三重相交的衣领。这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可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这是汉代妇女穿着的时尚服装。汉服“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的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华丽、优雅的气质。这种基本形制经历时代变迁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样式，为东方世界提供了标准，今天中国及东亚很多民族的民族服装，都受到了汉服的影响；而韩国韩服和日本和服更是直接由汉服发展而来。


		两千年前的滑稽艺人——击鼓说唱陶俑东汉（ 25 ～ 220 年）尺寸：高 55 厘米 1957 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这件陶俑袒胸露腹 , 着裤赤足 , 左臂挟鼓 , 右手举槌作击鼓说唱表演，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汉代这种说唱艺术称为“俳（音排）优”，史书记载：“击鼓歌唱，作俳优”。《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俳优侏儒，倡乐可狎（ xiá ）玩者也。”在汉代，往往以身材矮胖、相貌滑稽的侏儒充任表演者。陶俑虽为手工捏塑而成，但其神态生动、鲜活逼真，它仿佛从二千年前的历史尘埃中走来，带给我们汉代社会的音容笑貌，让人忍俊不禁，过目难忘。


		龙舞凤鸣——彩绘龙鸟纹漆盘西汉（公元前 206 ～公元 25 年）尺寸：高 5.5 、口径 25.8 厘米 1992 年湖北省江陵市高台汉墓出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藏汉代盛食器。木胎斫制。外髹黑漆，内髹红漆，盘内以浅红、深蓝、金黄彩绘龙纹，间饰三只凤鸟。龙的形态均作曲线形，似蟠非蟠，似绕非绕，均作升腾滚动状。三鸟均为黑色轮廓，内圈中央的一只作站立状，昂首曲颈，长腿短尾，神态悠闲；另外两只遥遥相望，一作鸣叫状，一作行走状。全器色泽鲜艳，花纹绚丽，构图饱满，形象生动，颇具艺术魅力。漆盘上抽象的龙纹和凤鸟纹形态和表现手法已趋于简化，变得规范，所绘抽象云龙，形象洗练夸张，是极为抽象的写意之作；凤鸟工笔细绘，生动逼真，是仿生的写实之作。整幅画面龙舞凤鸣，相辅相成，和谐美观，极具西汉漆器的装饰风格和特点。


		香汤沐浴日日新——云龙纹漆盘　西汉（公元前 206 ～公元 25 年）尺寸：高 13 、口径 72.5 厘米 1974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汉代沐浴用具。虽经历两千年仍然光亮如新，红黑色彩对比强烈，纹饰清秀华美。外底有朱书文字“轪侯家”，表明它归汉初长沙国的轪侯府所有。古时称洗发为沐，洁身为浴，而沐浴之法，使用匜勺之类浇水沐浴，下有盘承接；沐浴之水是经现代科学证明具有美容之效的淘米水——稷粱之潘汁。这件大盘便是用来盛接沐浴之水的。古文献记载有在沐盘上刻铭自警，且语意双关，寓意深刻。《礼记•大学》记载商代开国之君成汤在沐盘上刻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


		滇文化的标志——虎牛铜案西汉（公元前 206 ～公元 25 年）尺寸：高 43 、长 76 厘米 1972 年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虎牛铜案是滇国贵族盛放祭品的礼器。主体铸成一头大牛形状，为处理好巨大的牛头带来的不平衡感，设计者在牛尾连铸了一只猛虎，使案在左右平衡、力度对比、节奏变化、画面安排和气氛渲染方面显得十分和谐。大牛腹下与足间还另铸了一头小牛，使案更加富于变化，也更加稳重。大牛的沉稳、小牛的胆怯、及老虎的残暴，在此形成强烈对比。滇国是战国西汉时滇人在云南滇池周围建立的一地方政权，其别具一格的青铜文化举世闻名。此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合一，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当之无愧地成为滇文化的标志。


		岭南越人的乐舞——翔鹭衔鱼纹铜鼓西汉 ( 公元前 206 ～公元 25 年 ) 尺寸：高 36.5 、面径 56.5 厘米 1976 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鼓面中心主题纹饰为十二芒太阳纹及衔鱼飞翔的鹭鸟，鼓身饰羽人划船纹和舞蹈纹等，纹饰相当精美。铜鼓起源于春秋时期的云南，战国后向四周传播，曾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南等地少数民族中广为流行。除了作为礼乐器用于演奏音乐、伴奏舞蹈和祭祀、典礼外，还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铜鼓的演奏方式，一般是将它侧身悬挂，一人击鼓，一人持木桶在鼓底晃动，以改变音量和音色。也常平置地面击奏或由两人抬鼓边走边以手拍击。其音色粗犷宏亮，鼓声大者可达数里之外。此鼓出土于西汉时期岭南越人聚住区，铸造精细，纹饰精美，是汉代少数民族文物中的杰作。鼓足部刻有“百廿斤”铭文，可知当时汉文化已深人岭南越人地区。


		河西走廊养骏马——彩绘木马东汉（ 25 ～ 220 年）尺寸：长 46 、高 61 厘米 1959 年甘肃省武威磨咀子 26 号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木马为组装而成，可拆卸马头、马鬃、马尾、马耳、马腿，棱角分明，双眼突出，鼻孔粗大，耳如削竹，浑身强劲有力。造型准确，制作巧妙，形象生动。虽然没有奔马的狂躁，没有卧马的安逸，却昂首竖耳，翕（音西）唇欲嘶；于静中显机敏，在凝神处露温驯，颇具神骏风采，充分体现了河西良骏威武、迅捷、机敏的神韵。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河西走廊地广民稀，水草适宜畜牧，出于“张国臂掖、以达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目的，汉王朝极力鼓励河西居民养马、育马。彩绘木马就是汉代河西走廊养马、育马在丧葬文化中的具体体现。


		通往天国之路—— T 形帛画西汉（公元前 206 ～公元 25 年）文物尺寸：长 205 、上宽 92 、下宽 47.7 厘米装裱尺寸：长 235 、宽 142 厘米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此为葬仪中用以表示招魂、导引后随葬的旌幡。画面所描绘的内容自上而下可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天上部分绘有人首蛇身的蛟龙、金乌、蟾蜍和玉兔、奔月的嫦娥等天国的神话传说。金乌指代太阳，所谓“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即指此；人间部分绘有墓主人辛追在 3 个侍女的陪同下，正在飞升天国的路上，以及家人在祈求死者灵魂升天的祭祀场面；地下部分画着神话中的鳌鱼和异兽守卫死者的灵魂。帛画以有序的层次展示了汉初人们观念中的宇宙图景，其主题思想，一般认为是 “ 引魂升天 ” ，但也有人认为是 “ 招魂以复魄 ” ，使死者安土。


		汉代规格最高的葬服——金缕玉衣西汉（公元前 206 ～公元 25 年）尺寸：长 174 、宽 68 厘米 1994 — 1995 年江苏省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江苏省徐州市博物馆藏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的玉衣。全部用新疆和阗白玉、青玉组成，包括头罩、前胸、后背、左右袖筒、左右裤管、左右手罩、左右脚罩等十余部件，共使用玉片 4248 片，金缕 1576 克。需 10 万人工才能完成。按照汉代的丧葬制度，玉衣是必需的丧葬品，因为汉人相信金玉可以保持尸体不朽。但只有帝王才能使用金缕玉衣，而此件玉衣的主人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即汉高祖刘邦的弟弟刘交之子。刘交深受刘邦之子、汉文帝刘恒宠信，致使其几个儿子贵比皇子，故刘郢客死时能穿金缕玉衣。同时也说明西汉时期象征地位和等级的玉衣缕质的使用并未形成严格的制度。


		汉代的高层建筑——绿釉陶楼东汉（ 25 ～ 220 年）尺寸：高 216 、基座边长 82.8 厘米 1990 年河北省阜城县桑庄汉墓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陶楼由台基、门楼和五层楼阁组成，是一件仿木建筑的陶制模型器。绿釉为低温铅釉，它以氧化铅为主要熔剂，以铜为主要着色剂，经过 700 ℃ 的氧化焰焙烧后，呈现出美丽的翠绿色，极富装饰感。东汉时期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各地豪门大族为加强防范，常自行兴建大型塔楼，有的高达九层。高楼的盛行，一是军事守卫的需要，便于观察敌情。同时也与汉代崇尚高台有关，汉代神仙学家公孙卿说过：“仙人好楼居”，认为仙人都是住在高楼之处，故汉代贵族豪强热衷修建高楼。由于东汉时期丧葬制度趋向世俗化，古典礼俗的冥器绝迹，才出现了反映贵族豪强和庄园地主生前享用的物品冥器进行随葬。这种汉代楼阁式建筑明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与风俗，再现汉代楼阁式建筑的风格和特点。


		公出有从骑——铜马东汉 (25 ～ 220 年 ) 尺寸：长 37 、高 39 厘米 1969 年于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这是车马仪仗俑中的随从马俑。马健壮肥硕，昂首嘶鸣，抬腿欲进，翘尾而立，富于动感，栩栩如生。武威雷台汉墓发现了中国境内数量最多、阵容气势恢宏的铜车马仪仗俑群，由 38 匹马， 1 头牛， 14 辆战车， 17 个手持长戟的武士俑和 28 个奴婢俑组成，而引领这支仪仗队伍的是气势惊人、脚踏飞燕的铜奔马。奔马身后有小吏领队，斧车前导，骑马武士俑护卫，高官要员乘轺车跟随其后。“公出有从骑”，出行车骑数量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作为地方官的墓主人显然是僭越，反映出东汉以来地方武装势力增长而出现的群雄割据局面。


		财富的梦想——铜摇钱树东汉（ 25 ～ 220 年）尺寸：通高 198 厘米 1990 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四川省绵阳博物馆藏摇钱树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 29 个部件衔接扣挂而成。以铜管作树干，插在浮雕天绿、辟邪纹的陶座上，五组枝叶分插在树干套管上，树顶一人正将玉兔捣成的不死“神丸”置于雀嘴，树枝上满布铜钱，树叶上还饰有西王母长生不老神仙故事及乐舞杂技者形象。树叶婆娑，满布铜钱，似乎只要摇动树干，铜钱就会哗哗坠落，故名为“摇钱树”。摇钱树在东汉的墓葬中常有出土，人们在树上挂满铜钱，编绘神仙故事，祈盼它能像果实那样可以不断地“开花结果”，希望能像神仙一般长生不死。“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墓中随葬摇钱树，表达了汉人渴求财富的愿望。